上海创建“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城市”的战略研究

　　第一部分 战略意义和战略定位

　　一、战略意义

　　在我国加入WTO，特别是上海申办2010年世界博览会成功后，上海城市发展的列车在全球化竞争的轨道上开始提速。上海市委、市政府根据上海的战略地位和发展需求，提出要在21世纪前期，把上海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在建设经济、金融、贸易、航运四大中心的同时，更提出了创建上海“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城市”的宏伟目标，这对上海文化的发展提出了很高要求。

　　当今世界，文化的力量越来越成为城市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著名的国际大都市，如纽约、伦敦、东京，不仅是全球的经济中心城市，国际资本、商品、技术、信息的集散地，同时也是国际文化交流的中心城市，是世界各国多元文化交汇、融合、传播、扩散的网络终端。“国际文化交流中心”是“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交流不仅能给城市经济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而且会带动和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成为城市经济起飞的重要发动机和助推器。据国际知识产权联盟的一份最新研究报告称：2001年美国版权业（包括电影、电视、广播、娱乐软件、书籍报刊、音乐、录音等行业部门）创造的增加值是5351亿美元，占美国GDP的5.24%，电脑软件和好莱坞电影输出到世界各地，产生的巨额利润甚至超过了航天制造业。2000年，英国创意产业（电脑游戏、软件、古董工艺品、电影、电视、音乐、视觉艺术、表演艺术、摄影等）的收入为851.94亿英镑，约折合1388.66亿美元，比英国钢铁产业的贸易盈余还大；而其中伦敦2000年创意产业的收入为210亿英镑；2003年更将达到250～290亿英镑，吸纳就业人员超过50万人。可见，文化交流和输出在文化发展中的作用和对整个城市经济的贡献。如果我们在建设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的同时，忽略了“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的建设，忽视了它们之间的连动效应，建成“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目标必然成为一句空话。

　　今天，距2010年上海举办世博会只有短短的7年时间。加快文化的发展，在建设国际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的同时，建设一个与之相匹配的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已成为一项紧迫的战略任务。严峻的形势迫使我们认真思索下列问题：怎样提升上海的城市文化水平？怎样把上海建成一个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城市？

　　回答这些问题，首先需要我们全面、系统地研究上海文化的历史和现状，在比较中认清上海文化的特点和规律，找准上海文化发展的定位，站在新起点，拿出新思路，以开阔的视野、科学的态度制定相应的政策和措施，做出有预见性的战略决策。

　　二、战略定位

　　（一）历史渊源

　　从上古至清代中叶，上海文化的传统积淀并不深厚，但是，滨海临江的地理位置，却使上海在历史上一直是东南的重要贸易港口和商品集散地。据考古最新发现，今上海市中心区志丹苑的元代石闸，是个规模宏大，建筑水平高超、做工考究的航运水利工程遗址，其规模甚至超过了同时代北京的金中都水关建筑。可见，早在元代，上海就已经不是所谓的“小渔村”，而是个航运颇具规模、商贾繁忙的港口了。至清康熙年间设立江海关后，上海港内联各省，外通诸国，很快发展成“海舶辐辏，蕃商云集”的著名大港，显示出成为商业物流和文化交流中心的发展趋势。

　　近代以来，上海作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随着国际资本的介入，国内外贸易量剧增，航运、贸易港口位置的重要性日益凸现，其经济、文化发展的水平远远走在全国前列，成为近代百年中国发展的一个标志。上海是近代中国报业、广播业、印刷出版业等新兴文化产业的发祥地，开埠当年，即道光23年（1843年），上海就出现了我国最早的铅印出版机构——墨海书馆，此后陆续创办的著名出版机构有商务印书馆（1896年）、中华书局（1912年）等；近代第一份文艺杂志《瀛寰琐记》，也于1872年诞生于上海的申报馆……至20世纪20～30年代，得中西交汇风气之先的上海已经形成了不同地域、不同观念的文化互相交融、共同兴盛的繁荣局面。上海是中国话剧、电影、广播、油画、现代雕塑、交响乐、芭蕾等新兴文艺样式的孕育诞生地，同时也是国画、戏曲、曲艺等传统艺术汇聚争胜的重要舞台。这一阶段，上海聚集了文坛巨匠鲁迅、茅盾、巴金，电影艺术表演大师赵丹、白杨、阮玲玉，画坛巨匠吴昌硕、徐悲鸿，传统舞台艺术大师周信芳等……在商业氛围及五花八门观念的交互作用下，出现了“海上画派”、“海派京剧”，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海派文化”，文艺创作高度繁荣，占据了全国的半壁江山。演艺界有“不到上海不成名角”之说，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尚小云等京剧“四大名旦”和所有戏曲名角也全都来过上海献艺。当时上海文化繁荣的程度可与许多世界著名都市相媲美，有“远东国际都市”、“东方巴黎”的称号。应该说，此阶段的上海已经初步具备了“国际性文化交流中心城市”的功能。客观分析其历史成因，主要有以下要素：

　　1、地理位置优势：上海地处我国大陆海岸线中点，又位于长江入海口，其河道内连长江三角洲经济发达区，是全国重要的港口枢纽城市。货运之便利，辐射能力之强在全国港口城市中无出其右。20年代末，上海港已跻身世界14大港口之列，成为世界重要的商品集散地。繁忙的商贸往来，带来了不同文化的交流，也刺激了急剧增长的文化消费需求，带动了文化市场的兴起。

　　2、市场经济的繁荣：商业经济的高度发展，造就了上海城市经济的市场化模式，形成了上海文化的商业运作氛围。文化商品化是当时上海文化最明显的特征。鲁迅“京派近官，海派近商”的评价切中要害。市场对文化产品的需求，吸引资本投向文化，形成了各种各样的文化产业和娱乐业，出现了星罗棋布的游乐场（如大世界）、舞厅、电影院、剧场，各式各样的娱乐报刊和书籍，涌现出众多的文化经营机构和从业人员。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中外各类新奇文化艺术形式不断被引入，形成商业效应及人才汇聚效应，造就了迎接八面来风、吸纳熔铸外来文化的环境，也促成了文化的繁荣，

　　3、统治者思想控制的松动：上海开埠后，各国列强设立了自己的租界，其行政、司法、结社、新闻等均不受政府干涉，中央政府的统一思想管制在上海出现了不少缝隙。上海商界只重利润而不理会政府“风教”指令，也使各种思想观念有了充分活动的空间，于是种种进步思想、进步社团的生存有了可能。这种特殊氛围为各种文化的生存、交融提供了适宜的条件和环境。

　　4、人口的高度流动：开埠后的上海是个人口流动的移民城市，近80％的外省移民，带着创业、发财、闯荡的愿望，纷纷涌向这个“冒险家的乐园”。这一方面为上海吸纳了大量人才，另一方面，带来了观念的更新。上海人没有对固定传统的因袭负担，放开手脚，多方吸收，形成了“敢为天下先”的冒险精神和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

　　5、媒体传播的作用和文艺评论的活跃：上海五方杂处、中外人士聚集，各种文化思想、文化理念都在此进行激烈交锋，因此，代表各种思想的报刊、电台等媒体特别发达。从1872年至1949年，全国出版的文艺报刊共约3000多种，上海就占总数的3/4。仅20～40年代初，上海的专业戏剧报刊就达二、三百种，居全国之冠；商业电台达几十家。各种媒体尽力张扬自己的观点，言论毫无拘束，于是，催生出各种新的文化理念，哺育出众多的艺术精品，推动了文化的繁荣和进步。

　　上述历史原因的总结，提供了把上海文化发展战略定位于建设“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城市”的历史缘由，也为我们今天进行制度创新、法规创新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路。此外，当时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上海城市文化精神，对我们今天文化观念的重新缔造也有借鉴意义。当时的上海城市文化精神概括如下：

　　1、不墨守成规、自由竞争的文化意识：既不受任何正统思想道德观念的束缚，也不受任何艺术标准的拘束。表现在艺术舞台上，先人创造的任何法度，在实践中都是可以突破的。上海人自由竞争的意识很强，要生存就得靠自己走市场，凭自身条件和别人竞争分高下，墨守成规就会在竞争中被淘汰。

　　2、敢为天下先、求变求新的胆略：当时的上海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无数“白手起家”、成功创业者的“冒险精神”和“冒险经历”，为文化艺术界树立了榜样，开拓了值得效仿的先例，倡导了不惧风险、敢于运用新观念、新思维、新方法的精神。所以，上海文化界多有创新的群体，敢于在艺术上进行大胆试验和探索，为文化艺术开拓了巨大的发展空间。

　　3、包容汇纳、外向开放的文化性格：上海自开埠后，尽管存在东西方文化理念的撞击，但融合与交汇总是主流。文化氛围的开放包容，使不同哲学思想、科学理念有了适合的生存市场和空间，催生了各种学术流派和艺术样式，聚集了许多著名的学者大师，使上海文化人才得以源源不断地涌现。

　　4、喜爱时髦、追逐时尚的文化心态：上海的文化受众群体每天生活在不断竞争、不断求变的环境中，自然染上了爱新奇、好猎奇的心态。加之每天瞬息多变、五光十色的商业氛围不断产生着新的生活流行，于是爱时尚、追时髦就成了大多数人的心理习惯。每当新的流行趋势出现，众人便趋之若骛，共同追捧。表现在文化观赏方面，就是追新、猎奇、跟风。它迫使文化不断地变化出新，以符合流行的趋势或创造新的流行趋势，吸引受众。内容创新、形式创新、表现手段和方式创新、工具创新等司空见惯，在人才方面，也不断有新面孔出现，捧新角、炒新事。新旧不断交替，造成竞争压力，也锻造了市民追逐时尚的文化性格。

　　上述种种文化精神，在构建上呈多元立体格局，表现形式上呈开放自由的特征。它成为一代上海人得以标榜的性格，也是曾经“失落已久”而须重新找回的城市性格。

　　随着时间推移，从20世纪40年代初起，上海文化的领先优势逐渐丧失，至70年代，上海已不复有昔日“东方巴黎”的风采。究其原因，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1、战乱造成的经济萧条和直接破坏。日寇侵华，给中华民族带来巨大灾难。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治理无方，发生金融危机，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商业繁荣不复存在，文化繁荣失去市场基础。

　　2、计划经济运行模式。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上海单一注重现代工业发展，商业、贸易、服务业比重大大下降，其贸易、金融中心地位被香港等城市所取代。文化的商业运作模式逐渐被政府操办文化所替代。自1958年起，文化机构和演出团体基本变成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民营演出团体消失。文化运作按计划进行，缺乏市场竞争，文化市场失去了应有的活力，对外文化交流也失去了竞争学习的意识。

　　3、单一的文化为政治服务的观念。这一观念造成了文化政策方面过多条条框框的限制，甚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现了只有“革命样板戏”的奇怪现象。新时期以来，随着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文化的开放意识和创作自由度不断提高，但缺乏市场观念，单纯以政治观念干预文化的现象仍然存在，政府包办文化的现象屡见不鲜，限制了创作的发挥和观念的更新。

　　4、户籍管理制度的严格控制。户籍管理制度的实施，使上海的人口流动失去活力，无法汇聚吸引人才，自然吐纳人口。上海由20世纪初80％为外来移民，变为86.7％为上海本地出生人口。居民形成了固定的人群，文化消费形成固定受众,文化从业人员形成固定人才群体，不利于吸纳各种不同文化。

　　由于上述4条政治、经济、制度层面的原因，不仅直接造成了文化市场的萎缩、文化竞争力的下降，更造成了自由开放、海纳百川文化精神的失落和文化观念的封闭、落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文化市场意识薄弱。过份依赖行政命令和文件政策，导致文化各部门没有自己的意志，也缺乏市场观念。文化在体制改革、制度创新、作品原创方面，等待上级指示和政策成了习惯。有问题找上级，而不是积极地面向市场，在市场中寻找办法。

　　2、文化观念因循守旧。由于长期缺乏市场竞争，没有压力和前进动力，再加上岗位终身制，职务终身制，逐渐形成了平庸保守，甚至妒贤嫉能的意识，消磨了人的意志和才能，抑制了艺术创造力。

　　3、文化心态狭隘。户籍长期稳定，使上海人原有的兼容并蓄的品格被削弱，大城市的世俗优越感得以弥漫，产生了上海人和外地人的等级差别观念，助长了小市民的陋习与势利，遮挡了文化视野。上海人观念开始变得保守，失去了海纳百川的心胸和气度，盲目以老大自居。由于文化观念狭窄，失去了“敢为天下先”、引领潮流的激情和追求，更缺乏反叛传统的勇气。无论是解放思想方面的探索，还是追赶时尚潮流的市场运作，上海常常成为后知后觉者。

　　4、文化批评缺乏生气。长期循规蹈矩、次序井然的文化生活，导致了谨小慎微的心态和文化精神的平庸，使文化批评一味顺从长官意志，和风细雨，庸俗捧场，变得毫无生气，失却了批评应有的锋芒和学术思想的碰撞，也影响了文化观念的变化更新。

　　文化观念的落伍，对文化发展的影响更为深远，它会在很长时期内影响人的行为和心态，迟滞文化的发展。上海要建设国际化大都市，国际文化交流中心，除了要进行体制、制度改革外，还必须在观念上进行更新，培养自由开放的文化精神，养成良好的社会风气。这是提高城市文化素质，提升综合竞争力必不可少的途径。

　　（二）现实依据

　　百余年的城市发展，已经使上海具备了许多现代城市功能，造就了向“国际大都市”和“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城市”发展的趋势，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加快了追赶世界潮流的步伐，在经济总量增长和发展速度方面已经引起了世人瞩目，城市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体制改革也不断有新举措推出。比如在吸纳人才方面，上海已敞开大门，打破户籍限制。今天上海的常住人口中，已有300万非沪籍人士，并有近50万外籍人士。在引资和鼓励创业方面，上海也正在营造着最优良的环境。随着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四大中心建设的推进，上海已逐步形成一些新的现代化城市功能，如现代通信、信息网络服务等功能。

　　随着经济的发展，上海在城市文化建设和对外文化交流方面也取得的可喜成绩。在文化设施方面，上海建造了东方明珠、上海大剧院、上海国际展览中心、上海马戏城、上海影城、上海博物馆新馆、上海图书馆新馆等许多标志性建筑，形成了遍及全市的文化设施服务网络，基本达到了国际性城市的水平，走在了全国前列。在中央政府和全国的支持下，上海作为中国与世界各国进行经贸、文化交流的窗口，成功举办了各种大型国际性的会议、展览和文化交流活动，如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上海国际电影节、上海国际旅游节等。仅2001年，在上海举办的国际性展览有252个，会议415个，其中40%具有一定知名度，在国际上造成了一定影响，也大大增强了城市的文化集聚和辐射功能。尤其是2001年10月在上海举行的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对上海城市的文明素质和文化发展综合水平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检阅和展示。更引人注目的是，2002年12月3日，上海在全球众多城市的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申办2010年世界博览会成功，这充分证明了上海城市知名度和在国际社会交往中信任度的提高。

　　近年来，全国有100多个城市提出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发展目标，但学术界的研究成果表明，中国未来的“国际化大都市”最有可能从北京、上海、广州、香港4个城市中产生，其余城市至多是某种特色或某种专业功能的国际化。综观各种现实和历史条件，与北京、广州、香港比较，上海又明显具有率先建成“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的优势。

　　先与北京比较。北京和上海是全国最著名的两个文化中心城市和国际文化交流的窗口城市。据《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的调查数据表明：北京、上海在全国200城市综合排名榜中，是除了香港以外，在国际上知名度最高的。在吸引资本、国际旅游等诸项指标中，都名列前茅。近些年的大型国际性赛事和文化节庆活动，也大多在上海或北京举行。前不久，北京获得2008年“奥运会”主办权，上海获得2010年世界博览会主办权。那么，作为代表中国形象的对外文化交流窗口，北京和上海之间各自的优势在哪里呢？上述《报告》中有一项调查表明：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最愿意把自己在中国或亚洲地区的总部设在上海或北京。设在上海的理由是：上海是中国经济、金融、贸易中心，是中国与世界经济交互作用的枢纽，在上海与全国各地做生意最方便。设在北京的理由是：北京是中国政治、文化、决策、信息中心，在这里更方便和政府沟通，得到政策信息，争取政府支持。目前落户北京的联合国机构及主要国际组织总部（联络处）有2个，世界500强企业有160家；落户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的中外金融机构达120多家，跨国公司总部或地区总部已达28家，中外投资公司80多家。上述调查和数据告诉我们一个结论：北京和上海在经济、贸易、文化的对外交流方面，两者最明显的区别在于：北京代表了政府，具有官方色彩；而上海则以商业色彩为其主要标志。

　　下面我们举几个国际文化交流方面的例子来加以证明：2003年3月28日起，世界著名音乐剧《猫》在上海大剧院首演，至5月11日演出结束，共演53场，观众达8万人次，票款收入达2500万元，创我国单剧演出票款收入之最。《猫》剧选择上海作为进入中国演艺市场的首站，第二站为北京。和前不久《悲惨世界》来华演出一样，《悲》剧也将其在中国首演的地点放在上海，大获成功，票房收入达1400万。第二站去北京演出，热爆程度不及上海。所以经营《猫》剧的“真正好”公司亚太部经理蒂姆表示：“上海有可能成为世界上第四个音乐剧中心”。国际演出商、巡演团普遍认为：上海文化市场运作方式较容易接受国际化的商业手段和游戏规则，文化市场相对较发达，外来文化样式更容易被这里的观众认可和接受，因此它们更乐意先在上海“试水”。

　　再看上海舞剧《野斑马》在澳洲的热演。和以往文艺团体出国要么作公益性演出，要么由外方演出商全权代理、承担风险收益的惯例不同，这次上海出品制作单位完全按国际正规演艺市场操作规程运作。中方前期投资180万澳元，聘请澳大利亚康顿演出公司负责宣传营销、票务推广；与此同时，又与墨尔本、堪培拉、悉尼三大巡演城市的著名剧院进行商业谈判，以票务收入收回成本，赢利与营销公司分成。2002年8月起，《野斑马》海外推介会全面展开了售票攻势和广告促销，效果极佳。正式演出从2003年2月27日开始，从墨尔本到堪培拉、最后到悉尼，全部24场演出均大获成功，约有5万多名澳洲观众观看了演出，95%以上是澳大利亚主流社会的观众。还创出单场演出悉尼娱乐中心2800个座位座无虚席的纪录，不仅收回了投资，而且略有赢余。有关评论指出：《野斑马》成功的意义在于：上海人率先用符合国际规范的商业演出手段启动了中国文艺作品最大的演出市场——国际演艺市场。可见，上海在国际文化交流方面最易于与国际通行的商业方式接轨。上述案例正说明了上海对外文化交流的商业化特色和优势。

　　北京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也必然是各国政府间互相进行政治和文化交流的国际性城市，影响力具有政府的背景，具有权威性。但相对而言，它在各国间的商业文化和民间文化交流方面，却不如上海那么驾轻就熟和便捷自由。目前，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国际间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而文化交流的商业方式和民间渠道变得越来越普遍，它比政府间的交流更为便捷和容易接受。所以，在扩大民间和商业文化往来，全面促进中外文化直接交流方面，上海扮演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城市的角色比北京更为合适，也更易为世界所接受。这也许是历史与现实作出的一个自然选择。

　　与广州比较。虽然广州也是沿海经济发达城市，商业化程度较高。但是，广州的综合经济实力远不如上海，文化综合竞争力也不如上海。大型文化节庆活动的影响力、对外交流吸纳辐射的程度等都不如上海。虽然广州的平面媒体——报业发展水平很高，是文化产业中的亮点。但其文化产业整体水平，如影视业、文博展览业、文学、演出业等均不及上海。等等。要成为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城市，广州无论是综合文化发展水平，还是文化交流的功能、作用、影响力，都还不能与上海相比。

　　再与香港比较。香港是亚洲的都会和购物天堂，国际金融中心和商业中心，具有国际化城市的水平。其总体经济水平高于上海，上海GDP总量仅是香港的1/2。香港境外旅游人数也比上海多，电影业也曾经有“东方好莱坞”之称。这都是上海要努力学习和赶超的地方。但从发展前景看，上海具有比香港更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综合文化优势。因为地理位置优越，上海在20世纪20～30年代就率先成为中国沿海最发达的国际性商业、金融和文化中心城市，此时的香港还只是个普通的商埠。后来由于种种原因香港后来居上，成为替代上海的国际金融商业中心。但是，自改革开放以来，许多体制、观念方面的障碍扫除后，上海的区位优势开始显现，发展速度加快，大有整体赶超香港的态势。由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制度与全国内地不同，经济收支与全国分列，与内地经济、文化的直接关联度远不如上海紧密，也影响到它与全国各地进行文化交流的程度与层次。另外，香港的文化主流过于迎合市民的口味，无暇顾及文化的深层内涵，有通俗浅显和过于强调娱乐消遣的“快餐化”趋势。香港也不具备上海对中国文化的聚集力和影响力，缺乏上海文化的整体深广内涵及综合水平。因此，作为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进行交流的窗口城市，上海比香港更具有代表性，综合条件比香港更优越。

　　综上所述，在全国各大城市中，上海最具备建成“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城市”的条件和潜力。上海的文化，其优势就在于“交流”。从全国各大城市共同参与全球性竞争的格局着眼，把上海城市文化发展战略定位于建设“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城市”最为合适，也是最为睿智的选择。

　　我们再放眼全球。尽管和世界一流“国际大都市”相比，上海离建成“国际文化交流中心”还有很大的距离。但是，我们仍可以看到这一战略定位的合理性，看到上海的发展潜力和前景。与一流都市纽约相比，上海有很多类似条件。比如，纽约和上海都是沿海港口大城市，重要的经济枢纽，区位优势明显；纽约和上海都不是国家的首都和政治中心，却都是国家重要的经济中心城市，对整个国家经济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文化也以商业文化活动和交流为主。作为“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纽约商业文化与世界各国的交往远远超过首都华盛顿和美国其他各大城市。比如纽约的百老汇是世界戏剧中心；全美三大广播公司总部都设在纽约，不但左右了美国的新闻和娱乐，还有力地影响着全世界。这些条件上海目前虽不具备，但却有几分相似的基础：上海也曾是全国戏剧中心和广播媒体出版业的中心。在文化品格方面，纽约和上海均是“移民文化”的经典作品，均有开放兼容、海纳百川的气概和特征。有如此多的相似点，难怪在一般西方人眼里，上海就是中国的纽约；在东方人眼里，纽约就是美国的上海。

　　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我们还须看到上海的发展潜力。改革开放以来，上海经济已保持连续高速稳定增长，据《上海统计年鉴2002》公布，2001年上海GDP总量4950.84亿元，为1978年改革开放前272.81亿元的18.14倍，平均每5～6年经济总量就翻一番，上一个台阶，令全世界都感到震惊。2002年上海已实现人均GDP40524元，约折合4900美元。2003年1～4月份GDP总量又比上年度同期增长11.9%。据此推算，2003年上海人均GDP可达5000多美元。经济的发展和城乡居民收入的提高使文化消费呈同步增长趋势。我们以上海的演出市场为例，2000年上海演出业演出场次为10609场，观众为575万人次；2002年增加至13840场，观众为958万人次。观众购票进剧场看演出的越来越多，2年内分别增长了31.9%和66.6%。这样的增长速度令纽约百老汇也瞠乎其后。百老汇观众数1990～1991年度为732万人次，至1995～1996年度为946万人次，5年内只增长了29.2%；2001～2002年度为1095万人次，最近的6年仅增长了15.7%，其增长速度明显不如上海。同时，目前上海城市居民的消费性支出中，文化娱乐消费所占比例很小，2001年上海人均9336元的消费性支出中，用于购买书籍、杂志费用仅为人均72元，用于文化娱乐消费，如看电影、看戏、参观展览等为人均112元，比例很小。可见文化消费市场的上升空间和增长潜力都很巨大。随着居民收入的提高，无论是文化娱乐消费的比例和绝对值都会有很大提高，怪不得许多国际文化娱乐业的巨头都把眼光紧紧盯住了上海文化消费市场，声称今后几十年上海和中国的文化娱乐市场将是有巨大商机和产生巨额利润的市场。

　　建立“国际文化交流中心”，是上海在新形势下抓住机遇、尽快融入国际市场、加速发展的现实需求，也是上海面对历史和现实作出的选择。虽然与纽约、伦敦等国际化大都市相比，上海目前的水平不高，要追赶也绝非易事。但是，通过比较我们可以看出，上海已经具备了建成“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的优势条件和发展潜力，我们完全有理由对这一战略定位和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如果我们以这一战略目标的实现为突破口和着眼点，长期坚持不懈地努力，就一定能够使上海文化发展步入快车道，早日跻身纽约、伦敦等国际大都市的行列。

　　第二部分 交流现状与瓶颈分析

　　明确了上海文化发展的战略定位，还须对“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城市”的内涵作进一步的分析，确立可资参照的要素，我们才可能找准差距，并根据上海的实际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战略步骤和具体措施。

　　一、国际文化交流中心要素分析

　　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城市的基本特征表现为：既具有极强的文化吸纳能力，能够把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化吸引和介绍进来；又具有极强的辐射能力，能够把属于原创的本土文化辐射出去；并在此过程中建立起城市在文化潮流、文化趣味上的主导地位和影响力。这就要求一系列城市功能和各功能环节之间的协调配置。

　　成功的交流活动，是各交流主体在一定的环境中以适当的方式交换产品、内容，并产生积极成果、影响的过程；交流的环境、主体、内容、方式和成果构成交流的基本环节，建立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的基本要素相应地就隐含在这各个环节之中。我们逐条分析如下：

　　（一）交流环境

　　优良的交流环境具有极强的文化吸纳能力和辐射能力，要拥有这样的能力，必须具备完善的硬件设施和良好的“软件”环境。

　　硬件设施指可供进行文化交流活动的各类场所、设施，如图书馆、各类博物馆、展览馆、文化活动中心、影院剧院音乐厅游乐场等，这些设施的数量、质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城市接纳各类文化活动的水平和规模。

　　“软件”环境要从两个方面去看：一是充足而稳定的本地消费群体。巨大的文化消费市场是吸引文化企业和项目争相入驻的基础，没有一个稳定的高素质的本地消费群体，很难形成相应的文化交流环境。

　　其二是功能齐全的文化服务平台。这个服务平台拥有一个运转良好的文化市场，与各类文化活动相关的资金、项目、人才能够按照市场原则和国际惯例自由流动；同时，它拥有一套有利于文化交流、能够促进文化创新的文化经济政策和立法体系（包括地方性文化管理条例），具有检索方便、内容广泛、及时快捷的国际国内文化信息查询系统和沟通渠道，拥有众多熟悉国际操作规范、富于创意、高度专业化的文化中介机构和经纪人队伍；此外，它还具备自由争鸣的文化批评格局和具有权威性的文化价值评定体系。只有具备了这样一个服务平台，才能形成文化产品进出口的物流中心和交易中心；成为区域性的整合民族文化资源、重新设计市场形象、开发文化附加值、确认知识产权的首选基地；成为本土文化产品的展示中心、向国际市场进行宣传、包装、推销的中心，以及国际一流文化产品乐于进驻的重要基地。

　　（二）交流主体

　　文化交流的主体，是指与具体的文化交流项目直接相关的制作者、剧团、媒体、出版社、集团等。但是，单纯的文化产品所有者不足以形成文化交流的主体，它们必须经过一定的转换，与交流的其它环节紧密衔接为一体，方能有效发挥其作为文化交流主体的功能。

　　对于一个文化交流频繁的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城市，其交流主体的格局是互为补充的多层次结构：一方面拥有几个实力雄厚、影响广泛的大型文化集团，同时又包含众多分散灵活的中小型文化企业，它们优势互补，为城市带来丰富多样的文化交流内容。大型文化企业如纽约三大广播网那样的传媒集团，凭借雄厚的实力，能够将自身的影响辐射到全世界，确立城市在文化导向上不可动摇的中心地位。而中小型文化主体，拾遗补阙，提供适合不同消费群体的文化产品。

　　此外，在这个多层次格局中，还活跃着众多富有创意的中小型文化中介机构。成熟的文化中介群体既是形成文化交流中心城市必备的环境要素，又是促成交流的主体要素。一方面，他们有效衔接文化交流活动的各个市场环节，如提供资金的投资方、文化交流的主体、负责宣传推销的广告公司、票务公司、提供保险服务的保险公司等，另一方面，他们能够灵活应对市场需求，对文化产品的市场潜力有敏锐的辨识能力，能够有效地包装和推广各类文化产品，共同形成城市的品牌效应。

　　（三）交流内容

　　交流的内容指各种类型的文化产品，交流内容的数量质量内在地决定了文化交流中心城市的国际地位；其来源既有本地原创，但更多的来自国际国内其它地区。

　　各种各样的文化产品汇聚于一地，目的各不相同，但归纳起来不外乎评定产品的文化艺术价值、追求更高的市场回报。文化交流中心城市所具有的知名度、品位和齐全的文化服务功能，使这些文化产品的价值能够得到合理的评定和进一步的开发。而这些形式、价值各异的文化产品不仅造成繁荣的文化局面，还进一步保证了城市成为不断确认新思想新形式新价值的策源地。

　　另外，一个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城市往往本身就拥有几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文化产业类型，比如纽约百老汇的音乐剧。文化交流的繁荣和城市文化的繁荣是个互相促进的过程，文化交流中心城市保持一、二个在全球具有绝对影响力的文化产业，不仅可以吸纳各地人才，创造丰厚的经济价值，而且保证了城市在接纳外来文化内容时的判断力和推广本土文化方面的影响力，所以发展体现城市优势的文化产业和建构文化交流中心并不矛盾，而是互相促进、互为补充的两个方面。

　　（四）交流方式

　　文化交流的具体方式多种多样，大致可划分为民间渠道和政府协作两种方式。民间渠道是指在完备的政策、法规调控下，形式多样、灵活高效的民间交流方式，是文化交流交易的主要形式。政府协作是指由政府倡导或出资打造的文化交流平台，如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交流服务品牌：大型文化节庆、展览、交易会，以及文化艺术奖项等。在政府的协助下，可以形成具有社会整体影响力和集中效应的文化交流空间，它能有效沟通信息，为各文化交流主体牵线搭桥，促进文化交流活动。

　　（五）交流成果

　　对于一个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城市，文化交流的成果不仅仅指某个交流项目的成功，更是指文化交流给城市的经济、产业水平、国际地位等带来的影响。具体而言，其影响首先表现为城市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城市文化素质的提升。品类繁多的文化产品汇聚于城市，不仅可以丰富城市的文化生活，满足不同层次的文化需求，而且在比较与竞争中优劣自现，好的产品和企业获得进一步的发展，人们的鉴赏识别能力也不断提高。

　　其次，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由文化交流而创造的产值在城市GDP中占据较大份额。这些效益包括各文化产业集团及相关的产业链接共同创造的价值、经由文化中介而形成的增值以及与各类文化活动相关的旅游收益。

　　再次，进一步促成城市在文化、产业、研发、设施以及相应的人才方面的聚集效应，成为新思想、新内容、新形式层出不穷的地方，并凭借这种优势开展更为广泛而频繁的国际文化交流。

　　以上我们大致勾勒了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城市应具备的要素框架，由于时间限制和各类信息、资料收集的困难，一时还无法就这个要素框架形成科学的量化指标（指标体系的确立本身需要长期的追踪调研和科学的分析归纳），因此，我们只能暂时依据这个框架，通过与已经具备国际文化交流中心条件的城市比较，找出自己的差距。

　　二、现实差距与瓶颈分析

　　与国际一流文化交流中心城市相比，上海无论是在硬件软件环境，文化产业的规模、结构，文化交往内容的质量、数量、方式，以及城市的吸引力辐射力上都存在很大差距。

　　具体而言，在文化交流的硬件设施方面，与纽约、伦敦、东京这样的国际都市相比，上海的图书馆、博物馆、展览馆、文化活动中心、影院剧院音乐厅游乐场等设施的数量、质量及其布局上还有明显的差距。在交流环境方面，市民的文化消费习惯还有待培养，一个运营良好的文化服务平台也没有建立起来，因此，尚无法形成合理的文化产业协作和链接。文化产业链接程度可以被视作文化交流市场完善的一个表征。因市场需要而发生的产业协作配合和连锁开发，往往能产生超乎寻常的经济效益和资金乘数效应，提高文化产品的附加值。2000—2001年度百老汇的消费中，观光消费是28.43亿美元，展览消费15.38亿美元，剧院消费约0.39亿美元。可见，百老汇除了有演出业外，更重要的是通过演出业带动了观光业、展览业、小商品零售业等其他相关产业，因此达到了约44.2亿美元收入的规模，并吸纳就业人员4万。而这些相关产业的收入，远远超过了百老汇演出业6亿多美元的票房收入，形成了由产业链接带来的规模经济效应。反观上海，许多好的创意因为得不到深度开发，而无法形成第二市场和相关的产业链接，致使大量文化资源空置和浪费，非常可惜。

　　就交流主体的规模和产值看，我们以文化市场的经济总量和文化产业在GDP中所占比例为例，纽约第三产业占GDP总量的86.7%，文化产业在第三产业中又占了很大的比重，唯一能与华尔街金融业经济效益抗衡的就是文化产业。而在上海，文化产业甚至没有完整的统计数据。就我们收集到的数据来看，上海演出业在全国是领先的，但与纽约百老汇的演出市场比较，差距很明显。百老汇近几年演出数据如下：

　　

年度	总售票（百万）	观众数（百万）	演出周数	新作数量
1999——2000	＄603	11.38	1460	37
2000——2001	＄666	11.89	1484	28
2001——2002	＄643	10.95	1434	37

　　从1999～2000年度起，百老汇每年票房收入都在6亿美元以上；而上海演出业的票房，目前因无完整的票房总收入和赢利统计数据，我们只能根据《2001年上海市事业统计资料》进行推断，2001年上海文化部门的剧团收入是人民币1.91亿元，剧场收入为0.7亿元；加上文化馆收入1.68亿元，三者总和为4.29亿元民币，折合美元约5177万元，和百老汇同年票房相比，差不多是1：12。更重要的是，百老汇的票房还只是纽约全部演出业票房的一部分，但上海的这些收入还包括了财政补贴收入。

　　再看传媒业，总部设在纽约的美国三大广播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全国广播公司（NBC）、美国广播公司（ABC）控制了2139家电台和电视台，纽约出版的《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时代周刊》、《商业周刊》、《新闻周刊》等出版媒体影响着全美舆论界，左右着全国的新闻和娱乐，对全世界也有巨大影响。作为一个“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城市”，纽约可以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传媒之城”。目前传播于世界大部分地区80%～90%的新闻，都由美国垄断。纽约三大广播网所发布的信息量，是世界其它各国发布的总信息量的100倍，是不结盟国家集团发布信息量的1000倍。以平面媒体论，2000年，仅《时代周刊》的发行量就达418.9万多册，广告收入6.61亿美元，订阅和零售收入2.91亿美元，总收入9.52亿美元。在这方面，上海不仅和纽约相距太远，即便与国内著名城市比，差距也很明显。比如上海的电视电台传媒影响力不如北京的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上海报业不如广州三大报业集团等。此外，图书市场、音像市场、文博市场和其他文化娱乐业市场，都存在规模总量偏小的问题。所以有评论指出，以建设“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城市的标准来衡量，上海的传媒建设方面实在乏善可陈。

　　就交流内容和交流方式而言，上海文化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不强，既无强势的内容品牌，也无强势的文化服务品牌。文化品牌是一个城市文化水平的标志。国际上著名的都市都倾力打造自己的文化品牌。如纽约的百老汇音乐剧、三大广播网，巴黎的博物馆、画廊、展览馆，伦敦的大英博物馆、西区先锋前卫的舞台剧，东京的歌舞伎等，都是著名的文化资源品牌；而美国戏剧托尼奖、电影奥斯卡奖，法国的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德国柏林电影节金熊奖等都是著名的艺术价值评判品牌；爱丁堡艺术节、柏林艺术节、伦敦诺丁山狂欢节等都是艺术节庆活动品牌。这些文化品牌都很好地宣传了城市的形象，吸引了世界各地的游客。上海目前的文化艺术奖项和文化节庆不少，但缺乏吸引力，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其直接的结果就是：一，上海文化活动和文化产品吸引不了境外游客。2001年来上海旅游的境外游客为204.26万人，他们在上海逗留的时间为每人3.87天，旅游总收入为18.08亿美元，我们可以合理认为，如果上海具有更多更好的吸引游客的文化产品，必然会延长他们的逗留时间，带来更多的收益。比如伦敦，年接待国际游客达1320万，至少其中30%的游客认为伦敦的文化艺术是吸引他们来伦敦的直接原因。纽约年接待海外游客达2500万人，文化旅游业的收入达120亿美元。二，被动地接受舶来品，造成巨大的文化贸易逆差。上海由于缺乏好的文化品牌，引进国外文化名牌很容易，如音乐剧《猫》、《悲惨世界》进入上海大剧院，分别挣了2500万和1400万的票房；而自己的文化产品输出赚钱却很难，处于基本不赢利或亏损状况，原创舞剧《野斑马》澳洲巡演算是商业演出中较成功的范例，但扣除成本，赢利不足10万澳元。

　　总之，与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城市的要求相比，目前上海文化发展的各个方面都还有不小差距，究其原因，可以说是千头万绪。因此，我们必须根据问题的不同性质、类型，将其条分缕析。概括起来，可以归纳为观念、体制和人才三个方面的原因，依次表述如下：

　　（一）观念局限

　　无论是交流环境交流方式的欠缺、文化产业发展的迟缓还是文化交流内容的陈旧，其根源都可以追究到观念问题。观念差距是在几十年计划经济模式下的工作生活习惯造成的。就建设国际文化交流中心而言，我们观念上的差距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于文化在城市发展中的地位、价值的理解；二是如何管理和发展文化。分述如下：

　　1、对文化在城市发展中的价值、地位，存在较为严重的误解和忽视现象，对城市的文化发展方向缺乏战略上的明确定位。目前，文化产业和文化交流已经成为拉动现代国际大都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这一点，我们可能才刚刚意识到。长期以来，文化都被视为只与人的精神素质相关，对社会发展存在潜在、久远的影响，但很难带来大规模直接经济效益的社会事业，它需要政府作直接管理和长期的公益性投资。因此，在城市追求直接经济利益和快速现代化的过程中，文化建设的需求多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以致在城市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与文化活动相关的各个环节，如政策法规、基础设施、市场环境、产业规模、从业人员等的改善和培植都明显滞后。

　　其次，随着文化建设重要性的日益凸现，由于缺乏明确的文化发展定位，决策部门不免追求大而全的文化发展格局，希望在文化事业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上都有显著提高。对于一个文化发展本身相对滞后的城市，想以一种全面突击的方式迅速提升城市的文化品格，想法虽好，实际效果注定事倍功半。切实可行的方式只能是根据城市自身的特点，量身定制较为具体的文化发展方向，并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提升城市的文化影响力。

　　面对国际国内日益凸现的巨大文化消费市场和国外强势文化集团的挤压，如果我们再不找准自己的文化发展定位，从战略的高度来全盘思考文化对上海未来的重要意义，那么，不仅将失去巨大的经济利益，而且也很难实现将上海最终建成国际化大都市的目标。

　　2、管理和发展文化的思想保守、观念陈旧，极不利于形成开放活跃的文化交流环境及建立在文化交流中的主导地位。例如：

　　“获奖”重于市场的观念。目前，上海许多文艺作品的原创着眼点并没有落在市场上，而是落在是否能得奖，能得到上级、专家、评委们的赞赏和首肯上；以“得奖”作为单位评优的“政绩”，和争取更多资金拨款的筹码。但由于创作者忽视了观众这一市场消费主体的趣味，不少获奖作品的市场回应极差。与之相反，百老汇、好莱坞的创作原则首先是考虑市场认可，创作为消费者所喜闻乐见的内容形式。

　　文化领域严格“把关”的管理思路：文化管理部门把党对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作简单化理解，以致上海各媒体的新闻报道千篇一律，不仅缺乏新意，更缺乏指陈时弊、开拓创新的气魄与胆略。据一份对驻沪外籍人士的调查表明，有一半以上的驻沪外籍人士对上海报纸的信任度不高。认为：“内容雷同、缺乏广度，”“不能取信于人，”没有《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南方周末》这样的报纸。广州三大报业集团的竞争力，主要在于遵循市场竞争原则，坚持“读者导向”，保证了新闻报道的迅捷、敏锐和深度。两相比较，上海报纸发行量的下降是必然的。在我国加入WTO后，国外媒体、文化公司抢滩本土市场已是必然趋势，而在我们的文化新闻领域依然采用这种自缚手脚的方式，不但无法应对国内竞争，更不可能在国际文化的交流中占领自己的一席之地。

　　急功近利的心态：比如在新的市政建设中随意拆除文化建筑，毁坏文化遗产；在文化企业集团重组过程中，随意配置和浪费文化资源，造成文化生态和资源情况恶化，等等。具体事例如天蟾舞台改建成逸夫舞台：原天蟾舞台是个闻名四海的演剧中心，曾孕育过许多著名表演艺术家，戏院建筑具海派特色。在重新修缮时，本应“整旧如旧”，不料却将原建筑拆除，建成了崭新的“逸夫舞台”，旧建筑蕴涵的人文资源毁于一旦，失去了可持续开发的可能。再如原上海历史博物馆的许多珍贵文物搬到了东方明珠电视塔的地下室，为里面许多“老上海”假古董制品做陪衬，成了游客的玩乐道具，不仅降低了珍贵文物的档次和历史内涵，使其价值得不到真正开发，而且还造成文物的严重损害。这样浪费文化资源，贬损城市的文化底蕴，也就相应降低了上海在国际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和魅力。比较一下伦敦、纽约政府对各自文化遗迹的保护，就能清晰地看到双方观念上的差距。

　　此外，还有批评有损而非批评有益的保守观念：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各种思想理念的碰撞与交锋，没有活跃开放的文化批评氛围，根本不可能形成一个真正的文化交流环境。但是，目前上海文艺界却普遍存在害怕批评的现象，担心批评会带来负面影响，对作品评奖或评价政绩不利。于是批评的缺位现象严重，电视、电影、文学、戏剧等均没有真正的批评，凡涉及当今发表的新创作品，媒体多为一片叫好之声，很少能听到切中要害的批评声音。文艺评论成了吹喇叭、抬轿子、戴高帽的庸俗论坛。例如上海文化界曾组织力量编创“大制作”，本地媒体不遗余力地宣传造势，尽管业内和学术界有不同的意见，但在媒体上却听不到任何批评和反驳的声音；相反，这些“大制作”在北京却遭到了尖锐批评，《文艺报》刊登的《警惕——戏剧不要走入“大制作”的误区》等系统性理论文章，指出“大制作”不符合艺术生产规律，在编创中有偏离艺术本体倾向等问题。批评的片面，使上海的文艺作品难以在国际国内舞台上进行互动式交流，达到容纳先进理念、提高文化交流层次的目的。

　　总之，由于长期循规蹈矩的工作生活习惯，形成了上海文化界依赖行政领导决策的习惯思维方式，而文化管理部门也养成以行政命令的方式直接插手具体文化活动的习惯。这种文化管理和发展思路反映在创作方面，是不顾市场需求，炮制概念性的作品，失去在文化交流中的竞争力；反映在文艺批评上，是唯领导意见是从，不提反对意见，无法形成良好的文化交流的环境和具有权威性的评价体系；反映在媒体发展上，是放弃“读者导向”，缺乏开拓创新的能力，不能形成巨大的辐射能力。此外，自我封闭、文化心态狭隘、没有兼容并蓄的品格等观念也比比皆是，它们已经渗入到阻碍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城市建设的各个环节中，在新型市场经济条件下制造出种种不协和音。

　　（二）体制缺陷

　　一个城市的文化体制建构、政策导向、管理方式，直接影响到文化交流环境的培育、交流主体的成长和交流方式的完善。对于建设国际文化交流中心而言，上海文化管理体制上的弊端是急待扫清的障碍。根据文化体制与交流各环节的关系，我们将目前上海文化体制的缺陷概述如下：

　　1、政策法规不到位，无法形成按照市场规律进行自我调节的良性循环的文化交流环境和交流渠道，主要表现为：

　　缺乏对文化的分类管理制度。目前我们管理文化的方式存在颇为混乱的现象，产业、事业不分，营利、非营利不分，该扶持的不扶持，该推向市场的又不敢放手，在资金资助、税收征集等方面相应出现许多不合理现象。文化主体长期不能明确其市场定位，在各类文化交流活动中也就不能积极主动地发挥其应有的价值。

　　文化立法明显滞后，无法形成一个由法律加以保护和完善的文化交流市场。有利于文化发展的政策已先后出台，但由于没有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许多条款形同虚设。国务院关于支持文化事业发展的若干经济政策中明文规定，“对文化单位的捐赠、资助实行免税优惠”，企业资助文化可以税前列支3％等。上海在兴建一批重大文化设施的过程中也采取了退税返税、税前还贷、列收列支等优惠政策，但由于政策不透明、了解信息的渠道不畅或政策带有临时性，没有形成法规制度化，真正发挥作用的不多。

　　一系列必要的法律条款的欠缺，已经严重阻碍了文化交流环境的建设，尤为突出的是：一，没有文化投资法，无法形成多元化的文化投融资体制。欧美等发达国家，文化投融资渠道是多样化的，除了政府资投资赞助外，对文化的主要投资和赞助是来自民间和企业界。而上海市统计数据表明，从1997年和2001年文化产业的经营状况看，国有资本分别为5405万元和8255万元，递增了53%；社会资本分别为8382万元和2420万元，递减了71%。可见，相对国有资本的增加，社会投资的份额反而明显下降。事实上，在上海这样经济相对发达的城市，有相当数额的社会闲置资本在寻找投资方向，不少民资企业都有投资文化的愿望，由于没有必要的法律保障，抑制了许多企业和个人的投资冲动，无法为文化发展注入更多的资金和动力。国内一些实力较强的经纪公司在谈到参与国际竞争时，普遍认为资金不足是制约他们开展交流活动的主要因素。确实，如果得不到经济强有力的支撑，文化就难以做大做强，在国际交流与服务贸易中也就无法进行平等对话和交流。因此，打通资金短缺这一“瓶颈”，已经成为上海构建“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城市”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二，没有文化方面合资经营的法律规定。随着国外文化资本进入上海市场，加之WTO所要求的国民统一待遇，我们将无法处理各种市场交往中的矛盾。三，缺少管理政府文化投资的法规，对国有资金的运用缺少必要的约束、跟踪、审核制度，使国家文化投资不能创造应有的价值。此外，如文化事业产业法规，对从业人员的培训、考核、管理法规等等，这一系列法规的欠缺，都不利于我们建设一个良好的文化交流环境。

　　2、固守陈旧的行政管理方式，妨碍了文化交流主体（主要是国有企业）自主意识和开拓创新能力的培养，也破坏了公平竞争的交流环境的形成。具体表现为：一，过多干预文化企事业单位的具体决策和运营活动。由于文化企业大部分是国营单位，文化主管部门习惯于用行政管理的方式来直接插手其内部事务。从创作到投入市场，从企业运作到企业分配，各个环节都有政府的影子。这种做法往往违背市场原则，使许多原本良好的主观愿望不能实现，而且助长了企业依赖行政命令的惰性，无法推动其积极主动地介入市场竞争。比如，前几年在文化企业集团的组建过程中，不按市场规律运作，过多依靠行政力量去推动，不但无法达到预期目的，反而削弱了应有的市场竞争。二，缺乏良好的市场竞争机制。近一段时期，上海文化集团合并步伐不断加快、力度不断加大，如果这是在市场规律的作用下，集团之间的自发要求，本是一件好事。但上海的文化集团合并却基本依据的是领导的批示，在资产组合、人员安排上都依据旧有的行政管理程序，形成的是一种带有官方垄断性质的大型企业集团，一家独大，缺乏真正的市场竞争，这既不利于这些国有文化集团的自身发展，也相应压制了社会办文化的空间，破坏了公平竞争的市场交流环境的形成。

　　其实，欧美等文化产业发达国家的政府，基本是不参与市场行为的。政府的职能是立法、执法监督、依法维护市场秩序和营造良好市场氛围，企业兼并、重组都是市场行为。

　　3、各行业条块分割严重，缺乏有效合作，在文化交流市场上，不能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由于几十年计划经济模式，造成各行各业条块分割现象严重，各行业、各单位以邻为壑，缺乏携手联合、共担风险、合理分配利益的市场协调机制。如音像制品行业，分属文化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管理，上海也各归口分管部门，实际工作中常造成混乱。又如旅游业、演出业、广告业、传媒业、会展业等都分块管理，跨行业跨地区联手共同发展缺乏动力，影响了文化产品的链接式开发。不仅如此，由于条块分割，行业之间职能相互交叉，很容易产生对文化资源的争夺，大大减弱了文化资源的利用效率，迫切需要政府进行宏观调控和统一规划协调。

　　（三）人才差距

　　人才是事业的根本。与纽约、伦敦、东京等一流国际城市相比，要将上海建设为“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城市，目前最紧缺的人才是三类：

　　1、外向、复合、经营型的文化经纪人才

　　文化经纪人才是文化交流活动中的活跃主体，而国际文化中心城市也对这类人才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既要懂文化，又要懂经营，有良好外语基础，还是外贸商业谈判的高手；既了解国内文化市场，又熟悉国外文化贸易法律；既能深挖文艺原创的潜力，又能敏锐洞察文化市场的走势等。目前上海尤其缺乏的是能够将本土文化成功包装并推向世界的文化经纪人才。

　　2、大型文化企业集团的“帅才”，出色的“首席执行官”

　　为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我国正进行文化产业的大规模战略调整，大型文化企业集团的出现成为必然趋势。但是，大型企业集团组建后，缺乏的却是领导这些企业集团的“帅才”。目前，我们企业集团老总基本由政府行政任命，大多对大集团的运作缺乏经验和历练，也缺乏相关系统知识，如对跨行业集团联合运作规律的把握，对资本杠杆作用的认识，对企业经营决策科学程序的认知等。因此，在捕捉商机、大规模运作、企业经营结构调整等方面常常作出违背世界经济运行和行业运行周期与规律的错误决策，造成损失。根据一项证券研究公司的调研报告，在目前证券市场上市的四个文化传媒企业，总体经济效益和经营状况均呈连年下降趋势，财务状况逐渐恶化，但在上市之初它们全都是质地优良的公司。有许多大型集团的老总，在企业集团建立之前，在某部门工作成绩显著，而当升任为企业集团总裁后，却变得屡屡失误。因此说，选拔、培养、引进出色的“首席执行官”，是发展文化产业，建设“国际文化交流中心”人才工程的重中之重。

　　3、文化产品的原创人才

　　能否提供具有创意的文化产品是文化企业竞争力的核心，也是日后上海文化产业能否向世界辐射其影响的要素。创作米老鼠与唐老鸭卡通形象的美国画家沃尔特·迪斯尼，就是以他出色的创意为起点，造就了一个风靡世界的品牌形象，打造了一个称雄全球的跨国企业。而上海真正的文艺原创人才太少了。一是思想上的束缚太多，内容和表现方式都趋于陈旧；二是过于固守本土性，不符合国际沟通思维方式和习惯；三是模仿痕迹太重，比如，近年来较为成功的动漫《我为歌狂》、《宝莲灯》等在国内市场尚可，在世界上却无竞争力。目前上海文化原创人才的缺乏涉及到各个文化领域和文化产业部分，从传统的文艺领域，如文学、影视、音乐舞蹈、戏剧，到国际流行的文化产业领域，如卡通动漫、电影电视节目、网络游戏软件等。虽然文化交流的产品不一定非得来自本地原创，但本地原创的水平直接影响到城市的文化威信和本地文化产业的影响力，因此，培养原创人才，也是上海建设文化交流中心城市的一个要件。

　　第三部分 战略目标、步骤与战略对策

　　一、战略目标和步骤

　　建设“国际性文化交流中心城市”，是一项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宏伟目标。未来的上海将在建设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建设国际性文化大都市的总体发展战略指导下，充分发挥上海在资本竞争力、区位竞争力、文化竞争力、开放竞争力以及基础设施等方面的优势，依托长三角，立足国内，面向世界，坚持走市场化、产业化、国际化的产业发展之路；在开放的市场机制下，构建起范围广、规模大、层次高、多渠道、多形式的文化交流新格局，使世界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优秀文化和各种类型的文化产品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展示与交流的空间，真正成为在国内外极具文化竞争力、汇聚效应和辐射能力的国际性文化交流中心城市。

　　为了使目标更明确具体，更具有可行性，以便在实施过程中准确定位，有的放矢，各个突破，从而以各个分项目标的建立、实施，推动综合指标体系的构建和总体战略目标的实现，我们将“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的目标体系和构成要素适当分解，制定出以下5～8年内的各项具体发展目标：

　　（一）交流市场空间拓展目标

　　搭建3～5个集建筑、文化、旅游、餐饮、娱乐、商业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街、区和特色文化中心；建立1～2个大型文化产品批销中心，形成本地文化流通的大市场、大舞台、大码头。依托长三角，开拓国内、国际两大市场。

　　（二）交流环境优化目标

　　一套完善的社会化服务体系，一流的文化交流场馆和设施，一支门类齐全的高层次人才队伍，一个庞大的文化消费群体。

　　（三）交流项目实施目标

　　在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上海旅游节、上海国际服装文化节、上海国际电影节、上海电视节、版权贸易洽谈会等一系列节庆、会展活动中选择5～7个项目，打造成在世界范围内有特色、有影响的交流平台。

　　（四）交流主体目标

　　本地企业整体规模和实力得到提升；国内外主要文化机构和实体入驻上海；打造5～6个年产值将近50亿美元的大型跨国集团化企业。

　　（五）交流内容目标

　　充分发挥上海已有的文化特色，整合各地文化资源，推出一批“上海牌”、“中华牌”的品牌内容和产品。

　　（六）交流效益目标

　　扩大交流与贸易收入，力争使上海文化产业的收入以年均15％的速度递增，产值占到GDP的10％左右；在多元文化的交流、融合中，全面提升城市的文化精神和文化形象，实现经济、社会双重效益。

　　就目前国际主要文化交流中心城市和上海的发展现状来看，我们确实存在着不小的差距，距离这一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此，我们要充分认识到实现这一目标的艰巨性、长期性，克服急功近利、虚夸浮躁、只注重做表面文章的心态，树立起脚踏实地、不懈努力的作风，一步一个脚印，有计划、有步骤地朝着既定目标努力。

　　具体实施过程可以分为两个步骤：

　　第一步：在5～8年时间内，从目前文化市场产业化程度较低、企业实力太弱、商业运作机制不健全、流通渠道不够通畅等滞后因素入手，打通阻碍文化交流的各个环节。同时，充分发挥已经具备的开放竞争力、市场化运作和初具规模的交流活动等优势，边疏通，边建设，为文化交流搭建起开放的大市场，并不断拓展空间，吸纳、汇聚国内外不同文化，形成百川归海、激荡奔涌的市场活力和发展态势，并以此带动、刺激本地文化创新能力和资源整合能力的释放，培植自己的文化品牌。本阶段可优先发展国内文化交流，并内外并重，逐渐由内而外。建议先从与我们具有相同文化背景的国家或华人聚居区入手，扩大输出，尽快赶超香港、新加坡，成为亚太地区文化交流中心。

　　第二步：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大约需要20年左右。在形成广泛交流机制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交流的内容和范围，提高交流的层次和地位，提升上海的文化综合竞争力，增强上海的文化聚合力和辐射力，并将一批“中华牌”、“上海牌”的民族文化产品打入国际市场，不断扩大文化输出，增强出口创汇能力，扭转贸易逆差，使文化产业收入在国民经济收入中的比例达到15％以上，实现文化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成为世界范围内有影响、有地位的国际性文化交流中心，并逐渐向国际文化大都市的各项综合指标迈进。

　　二、战略对策和举措

　　（一）树立先进的文化理念，以文化经济的战略思想指导文化交流工作

　　由于受传统思想观念的束缚，至今一提到文化，人们往往只注重它作为思想意识形态的一个方面，唯恐一旦放手发展或输入过多其他形态的异质文化，提供过多彼此交流与碰撞的机会，就会迷失方向，失去阵地。因而未能真正从思想上开放，并主动、积极地融入世界文化大市场，寻求文化的发展之路，促进文化在交流中实现其应有的价值。因此，要适应新形势，尽快搞活、搞好文化交流，确立“国际性文化交流中心城市”的地位，首先必须转变观念，以先进的思想文化理念指导文化交流工作。

　　1、强化市场意识，注重文化交流的双重效益

　　知识经济时代，文化与经济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文化往往以资本为承载体，由资本携带着到处传播、扩散，实现“文化渗透”。美国的好莱坞电影、百老汇音乐剧、麦当劳、肯德基等各种强势文化产品，无不如此。一定程度上，谁占据了市场的主导地位，谁就获得了优先发展权。如果没有强势文化产品的支撑，不但会失去市场份额，恐怕也会因此失去思想文化阵地。因此，我们不能再固守以往那种狭隘意识，只注重文化的社会效益，把文化与经济截然分开，或单纯理解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对文化在整个社会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和重要作用缺乏足够的认识，把文化能否获得市场份额，能否实现经济效益，能否占据交流的主导地位看得无足轻重。而应以先进的文化理念和开放、包容的市场意识去指导文化交流工作，在中外文化的广泛交流中，一方面保持文化的先进性、民族性，另一方面注重文化经济价值的体现，实现其社会与经济双重效益。

　　2、树立科学的管理理念

　　现行文化管理模式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由于缺乏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科学管理意识和管理理念，再加上管理观念陈旧，知识贫乏，人才奇缺，管理部门往往陷于具体事务之中，缺乏宏观调控和依法监管能力。在管理中存在着企事不分、职权不明、条块分割、职能交叉的状况，使企业和实体处于或因关卡太多、负担过重而无法充分实现自主经营，或因缺乏规范、管理而无序经营、自生自灭的境地。这种管理意识和管理行为上的滞后与不适应，明显不利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和交流活动的顺利开展。因此，必须尽快转变观念，按照市场经济的法则规划管理体制、管理手段和管理方法，进一步改革和调整文化行政管理体制，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权，简化审批手续，实行政企分开，管办分离。针对市场进一步放开和国内外大量文化机构入驻的新情况，要处理好事业与产业、内资与外资、保护与开放的关系，“管而不死，活而不乱”，熟练运用WTO规则和市场规则，以统一、高效的原则实施宏观调控和依法管理，切实起到为文化发展和文化交流保驾护航的作用。

　　（二）从打通交流渠道入手，拓展交流市场空间，构建面向世界的开放式交流平台

　　1、搭建本地文化流通大市场

　　通过政府调控与市场运作机制的有机结合，优先创建综合性的文化交易中心和贸易基地，建立集生产、经营、展示为一体的艺术中心，以带动本地市场的发育和交流的活跃。通过跨行业、跨地域的联合经营，为文化交流提供通畅的渠道，稳定的交流、贸易场所和自由、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筑巢引凤，吸纳国内外不同文化企业和文化实体入驻上海，从而使上海真正成为不同形态、不同层次的文化进行展示、交流与贸易的大舞台、大市场、大码头。

　　2、实施长三角一体化战略

　　长江三角洲地区同属吴越文化圈，无论是自然条件还是文化背景都比较相似，因而在文化需求和消费习惯上也较为接近。加之该地区是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最高、文化最繁荣、最具活力的地区，也是世界上最具发展前景的经济区域之一，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文化上都占有明显的整体区位优势，拥有广阔的市场发展空间。目前该地区已初步形成彼此间既相互竞争又相互交融的发展态势。进一步扩大和加强上海与该地区各主要城市之间的广泛交流与合作，建立统一的市场体系，不仅可以合理利用有限的文化资源，而且能够借助区域整体文化实力的提升和文化聚合能力的增强，进一步扩大市场占有率，并逐渐向外扩散、辐射，从区域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3、发挥文化与经济、金融、贸易联动发展效应

　　改革开放以来，上海在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等方面已经形成了全面开放的发展态势，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了广泛而密切的合作关系，国际贸易流量、金融流量和集装箱吞吐量持续增长，世界500强大型企业中已有325家在上海设有分支机构，国内200多家公司也均在上海设有研发中心。再加上各国、各地驻沪的领馆、办事处等相关机构，可以说已经编织起了一个庞大的对外关系网络。如果能够有效发挥这一经贸流通网的作用，通过官方、民间多种渠道，通过临时项目交流或常设机构的牵线搭桥，建立和扩大上海在国内、国际两大市场上的文化交流与协作关系，或者将对外文化交流活动融入招商引资、产品推介等经贸活动中，使文化交流与经贸合作同步进行，互相促进，携手开拓国际市场，不仅可以降低成本，而且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迅速扩大市场空间。

　　（三）建立完善的市场服务体系，优化文化交流的外部环境

　　一套完善的文化市场服务体系，是由政策法规和管理体系、文化统计指标体系、信息咨询服务体系等共同构成的。它是优化环境、保证文化交流活动快捷、高速运营，最终建成“文化交流中心城市”必须具备的外部条件。除此之外，文化交流外部环境的构建，也少不了人才队伍和消费群体的支撑。

　　1、制订和完善相关政策法规

　　文化的发展和交流必须有法律制度做保障，只有健全的法律制度，才能保证整个市场环境与交流环境的公开公正。特别是随着向“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城市”目标的不断推进，上海一方面自己将逐步融入国际市场，同时也需要集结大量境内外企业和机构入驻。要形成这种国际性的开放格局，首先必须遵循国际规范，按照国际上通行的WTO的基本准则去指导、规范文化交流与贸易活动，依法行政。根据国际经验，法律制度越透明，竞争环境越公正，就越容易吸引资本。以往国家和上海市地方政府都出台了一些文化政策和措施，上海在文化方面的立法也已经起步，有关的地方性文化法规已有18件，但还远远不能适应发展的需要。许多决策和行为往往都是随意性和长官意志型的，未经制度化、法律化，因而发挥作用的不多。当务之急，必须尽快制定与完善相关政策、法规，建立一套有关市场准入、多元化投融资、知识产权保护、人才引进和培养、技术创新鼓励等方面的法规和制度，简化文化流通领域的审批手续，为文化发展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提供开放、自由、规范、有序的交流氛围，以增强本地市场的吸引力和聚合力。

　　2、建立信息咨询服务平台

　　畅通的交流渠道和快捷的信息服务，可以为文化交流与合作提供更多、更有效的机会。尤其是在当今信息时代，要抢占市场先机，首先必须赢得信息优势。目前，本市文化企业和演出团体普遍反映，他们对国内外的市场情况，尤其是国外文化信息，包括政策、法规了解太少,获得信息的渠道不畅或成本过高,严重制约了文化交流的开展与产品的输出。为此，建议利用互联网的方便、快捷，搭建一个以服务本地文化机构和实体为主、面向国内外市场的文化交流信息咨询服务平台。通过这一平台，可以随时查阅各国有关文化事业、产业的政策、法规，文化产业发展状况、指数和结构，文化贸易进出口的结构、实例和数据，以及主要文化企业、机构和中介组织的情况，获得国内外文化投资、交流与贸易的最新信息，并借助这一平台，提供相关政策、法律咨询和有关交流贸易活动的程序、操作流程、手续等具体服务事项，还可通过网络空间直接为交流双方牵线搭桥，实现网上洽谈。

　　3、形成合理的人才引进和培养机制

　　针对目前文化交流活动中外向型、复合型文化经营人才和管理人才的急需和短缺状况，需加大这方面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力度，积极探索，形成合理机制。对国内外一流人才的引进，需制定优惠政策，采取合同制、聘任制、项目合作制、租借制等多种方式，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并进行社会化管理，充分发挥人才的创造力，切忌盲目性、一窝蜂。在人才的培养方面，充分发挥专业艺术院校的作用，设置相关专业，加快人才的定向培养、输送。同时，采取多种社会教育和培养模式，鼓励那些有实践经验的管理者、经营者继续深造，接受MBA、MPA等相关专业的系统学习；定期选拔第一线有培养前途的尖子到国外参加学习、培训，并经受实战演练。通过培养、引进等多种途径，汇聚起国内外一流的文化经营和管理人才群体。

　　4、注重文化普及、教育，培养消费群体

　　文化消费是市场的基础，也是文化交流是否具有市场空间和发展潜力的动因。因此，要发展民族文化，扩大文化交流，首先必须培植其赖以生存的土壤，在全社会范围内加强对国民的文化素质教育，尤其要注重用民族文化的养料去滋润年轻一代的心灵，培养人们对民族文化的尊崇和认同，形成一个具有本土文化欣赏口味的庞大的消费群体。同时，为了适应文化交流的需求，应注重城市文化精神和文化价值观的塑造，倡导开放包容、创新求变的文化品格，有针对性地培养能够欣赏、消费不同类型、不同风格文化产品的受众，形成持续稳定增长的文化消费力。

　　（四）以发展市场主体为扩大文化交流的主要途径

　　企业是市场的主体，企业太弱小，在国际交流与服务贸易中就无法进行平等对话和交流，这样即使建立所谓的文化交流中心,也只能是单向、被动的输入，而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交流。针对目前企业弱小散乱、缺乏竞争力的状况，需进一步放开市场，降低市场准入门槛，鼓励投资、创办各行业、各层次文化企业，尤其是文化经纪机构，并通过采取“合纵连横”等方式，使企业做大做强，实现跨国经营。

　　1、鼓励投资文化，提升企业的整体规模和实力

　　企业要参与市场竞争，就必须做大做强，增强竞争实力。经过这些年的文化产业化，上海的文化企业总量虽然有了较大增长，但尚未形成整体规模效应，缺乏能带动产业发展的龙头企业，目前已经组建的文化广播影视集团、世纪出版集团等大型产业集团，在国内算得上是“领头羊”，但如果到国际市场上去竞争，也就成了狼群中的“羊”。为此政府必须进一步降低文化市场准入门槛，制定积极的优惠政策，鼓励社会资本和外资踊跃投资文化，创办各类从事生产、服务、贸易的文化企业和实体。韩国政府通过制定“文化产业促进法”，设立“文化产业基金”和建立一系列产业振兴院，积极扶持社会投资文化，从而使文化新创体迅速崛起，带动了整个产业的发展。这种做法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建议开辟2～3个类似经济开发区的特色文化产业区，制定优惠政策，吸引、鼓励企业投资、入驻，使企业形成聚合、促进效应，逐步走向规模经营。在此基础上，采取“合纵连横”的方式，通过企业并购、优化重组，或打破行业界限，与旅游、交通运输、高科技、餐饮业等产业融合的方式，迅速扩张企业规模，打造一批实力强劲的大型集团化跨国企业。

　　2、大力发展文化中介机构

　　文化经纪机构和中介组织是文化交流活动中必不可少的中间环节。如果规模小，不成系统，就无法对文化产品进行必要的挖掘、包装、推销，完成从收集信息到提供贸易服务的全过程，发挥在交流中应有的作用。例如上海美术市场上的画廊、拍卖行，虽然数量十分可观，但多数规模很小，仅仅停留在以贩卖画作等艺术品勉强维持的层面上，根本没有能力对艺术家进行包装、宣传，对大众进行教育、引导，对投资艺术市场做长期规划。又如上海演出市场上的经纪公司，根据我们的最新调查，全市资产在50万元以下的经营实体占了相当比例。许多单位，包括一些规模较大的实体在内，每年承担的演出交流项目还不到10个，至于国际性的交流活动更是寥寥无几。有些经纪公司在市场上根本就不发挥任何作用，处于名存实亡的境地。由于缺乏国内中介机构的有效操作，目前国内文化产品走向国际市场主要依靠国外经纪商，获利甚微，有些演出项目甚至还得自己贴钱。要改变这种被动状况，由“借船出海”过渡到“造船出海”，就必须大力发展、扶持文化经纪代理机构，提高文化经纪机构的实力和层次，使其尽快实现规模经营、跨国经营。

　　（五）强调文化输出，实现中外文化的对等交流

　　1、优先发展外向型、支柱性文化产业

　　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应始终凸显民族和地方文化的主导地位和比重，在引进国外文化产品与服务的同时，更应该立足于把本民族、本地区的特色文化产品推向世界，扩大中华文化的影响。然而目前我们的文化产业才刚刚蹒跚起步，在国外强势文化的席卷、重压之下，明显处于“守不住、打不出”的劣势。要尽快改变这种状况，拿出有中国特色、上海特色的文化产品与国外文化同台竞技、互相抗衡，就必须优先发展传媒业、出版业、旅游业、娱乐业、信息服务业等支柱性优势产业和竞争力强、效益高的外向型文化产品，如影视作品、游戏软件等，借助国际合作，进行技术、产品的协作、开发与创新，在保持国内文化市场主导地位的同时，推出产销对路的出口文化产品，打入国际文化演出市场和制品市场，占领一席之地。

　　2、整合资源，进行异地化再创造

　　异域间的文化交流与输出，由于存在着文化上的隔膜与语言交流上的障碍，难免会因缺乏认同感而无法被接受。这就需要根据不同“口味”，运用世界眼光和国际化制作方式，有针对性地进行异地化再创造。这种再创造包括对资源的整合，形象的重新设计，以及对产品的包装和推销。诸如影视、民族歌舞、杂技、中国的音乐剧——戏曲中的某些作品，经过融汇中西后的创新和异地化包装，即可发展为易于推出的外向型输出内容。

　　在实施文化输出战略的同时，要充分重视发挥对外宣传的强大功能，通过对民族文化的宣传，大力推广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美国政府不惜巨额资金，投资媒体，建立起了世界上最庞大的新闻宣传机构和媒体，控制了全球75％的电视节目和60％以上的广播节目，所发布的信息量相当于世界其它国家发布信息总量的100倍。这些媒体中，有面向世界各国，播英语、朝鲜语、日本语、俄语、粤语等各种语言的电视台、电台或专门时段。正因为有强大的宣传攻势为先导，再加上投其所好的适当“本地化”，所以，美国的大众文化输出后往往畅通无阻，很快就占领各国市场，成为人们趋之若鹜的消费形式。这些经验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六）实施品牌战略，提升城市文化交流的地位和影响力

　　在文化交流中，品牌相当于一个国家和城市的文化名片，凭借它，可以迅速确立自己的身份、地位，直接进行自我推介，促成交流，扩大影响力，并带动整个产业的发展，提升交流城市的地位。因此，在保持多种层次、多种形式文化交流态势的同时，应抓住重点，凸显个性，铸造有特色的文化品牌。

　　1、铸造名牌产品，进行延伸开发

　　对具有地方特色、民族特色，又具有核心竞争力、易于输出的强势文化产业和拳头产品，如媒体、动漫系列产品、高科技电影、歌舞剧、杂技等，应通过建立重奖制度，扶植鼓励各种原创，培植一批有影响的知名文化品牌。在品牌初步形成后，要注重对其进行后续开发，建立产业链接，并不断加以宣传、指认，扩大影响。据统计，在“好莱坞”的收入中，票房只是一部分，附加值十分可观。一部《泰坦尼克号》，全球票房总收入为18亿美元，而通过VCD、CD、画报、服装等衍生产品，又赚了18亿美元，由此可见品牌所带来的巨大文化附加值。

　　2、打造节庆、会展品牌，使其成为交流的重要载体

　　大型国际文化会展活动，是中外文化进行直接交流与对话的重要载体，它对推动文化交流的发展，提高城市文化的积聚力和辐射力具有重要作用。目前，上海已有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上海国际电影节、上海国际旅游节、上海电视节、上海国际服装文化节等一系列大型交流项目，有些已具有一定的国际影响力，但尚未形成世界著名“品牌”，需通过政府的必要扶持和市场运作，以及不断注入活力，开发功能，加强宣传等，进一步扩大影响。法国著名的巴黎秋季艺术节,每年举办时间长达4个月。为了更好地体现艺术节创新、发展与相互借鉴的使命，不断扩大影响，主办者经常与其它节庆活动，如威尼斯双年节、柏林艺术节、爱丁堡艺术节等联合组织活动。节庆之间的横向协作与品牌互动，不失为一种整合资源、聚集人气、迅速扩大影响、提高规模和档次的好办法。上海可选择几个基础较好、有开发潜力的项目，通过与其他节庆活动链接，进行深层次开发，按照国际惯例操作，创建一流艺术水准，将其打造成为在全球有影响、有地位、有特色的项目品牌，充分发挥其交流大舞台、贸易大市场的双重功效。

　　（七）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与示范、导向作用

　　由于文化产品的特殊性以及在文化交流中同时面临着不同文化之间的较量与对抗，因而在建设“国际性文化交流中心城市”的过程中，不能完全以市场为导向，单纯追求经济效益，而必须充分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使未来文化交流的总体格局和发展方向朝着既定目标努力。

　　1、运用政策和经济手段加以引导、调控

　　促进文化交流向多元化、高层次发展，尤其是在保护地方文化、民族文化，扶持企业走向规模经营，进行基础文化设施建设，以及对人才开发、基础调研、技术创新等基础性、关键性领域的智力投资方面，都离不开相关政策、法规的引导和推动。目前，在上海这个资本竞争力占明显优势的发达城市，文化发展和文化交流面临严重的资金短缺状况，有相当数额的社会闲置资本在寻找投资方向，却未能被吸引到文化领域中来。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鼓励措施不到位，抑制了许多企业和个人的投资欲望和冲动。因此，政府应当尽快制定、完善相关政策，通过实施投融资倾斜政策、税收优惠政策等，充分发挥鼓励、引导作用。

　　为了适应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和交流活动日益市场化的要求，政府对文化交流活动的调控应转变为以经济手段为主。针对目前我们在文化交流中明显处于弱势的情况，应特别强调政府的示范、导向作用。尤其是对那些关乎全局和未来发展的非赢利或微利项目，政府更应该主动介入，进行示范性投资。建议以政府资金为基础，广泛吸纳社会资金，建立“对外文化交流基金”，扶持某些有巨大市场需求和市场发展前景的朝阳文化产业和强势产业，培植有一定影响的品牌，扶持能够营销、宣传中国文化的跨国机构，为大型文化节庆展览活动搭台，为民族优秀文化走出国门提供帮助。

　　2、定期举行招商引资洽谈会，公布交流合作项目，进行投资导向

　　据悉，在2003年9月下旬举行的第四届西博会上，四川省将首次大规模推出近200个文化项目面向国内外招商。这些项目涉及文化旅游业、文化信息业、演出展览业、电影音响业等1０个大类，总价值１０多亿美元。通过举行大型博览会、洽谈会，直接进行文化交流项目的贸易、洽谈，无疑将为文化交流开启便捷、通畅的渠道。除了定期举办各类项目招商引资会、洽谈会之外，还可依托政府，建立跨地区文化交流中心和涉外国际文化交流服务中心，公布各类交流合作项目，以及对一些重大合作项目或鼓励投资项目的优惠政策，为文化交流架设桥梁和纽带。同时，还可利用媒体发布合作项目、投资动态，并提供咨询、手续等相应的服务，促进合作交流项目的达成、实施，以便走出去，引进来，真正搞活文化交流。

　　（八）注重长效，提升文化交流的层次和水平

　　1、重视调研、统计工作，制订科学的发展战略与规划

　　正确的战略决策和发展规划，对文化交流的健康、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上海市委、市府虽然早已认识到了文化交流的重要性，提出了建立“国际性文化交流中心城市”的发展目标，并通过一系列国际性交流项目的开展，正朝着这一目标迈进。但由于缺乏对市场情况的全面了解和掌握，有关文化交流的现状和动态至今没有相关的统计、分析数据，更不用说科学的论证、研究了，因而缺乏宏观的发展规划和设计，缺乏具有指导性、可操作性的实施方案，带有很大盲目性和随意性。要尽快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充分重视行业调研工作，设立专门机构，配备专业人员，对文化交流现状进行深入调查，定时统计公报，并加以科学分析、研究，及时把握文化发展和交流动态，在此基础上，制定科学的发展目标和总体规划，充分利用本地各方面优势，形成综合竞争实力，尽快实现预定目标。

　　2、倡导深层次学术交流，建立上海国际文化论坛

　　文化交流，不单是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交流，也包含不同文化思想、文化理念、文化信息、文化机制之间的交融和碰撞。而且这种深层次的交流对文化发展的影响更为深刻，更为长远。为了提高文化交流的层次和影响力，追求长效，应积极倡导文化领域的各种学术交流，吸收、借鉴国际上先进的文化理念、管理手段和经营运作方式，为文化发展提速。建议设立上海国际文化论坛，开通固定网站或创办专业期刊，对文化交流开展理论研讨，并定期邀请国际著名文化学者和实业家来上海进行交流、探讨，不断扩大影响，使之发展成为与“财富论坛”、“500强论坛”具有同样影响力的国际文化论坛。

　　课题组负责人：高春明

　　成　员：曹凌燕 闻嘉生 顾　颖

　　孙　菲 周巩平 季　玉

　　执　笔：周巩平 曹凌燕 顾　颖

　　注释：

　　①www.london.gov.uk网站的伦敦市长《文化策略》报告

　　②《新周刊》 2003年1月9日 《国际大都市的8道门槛》文、2002年《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

　　③数据来源：www.livebroadway.com网站

　　④www.adage.com/dadt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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