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专题：加强文化立法迫在眉睫

　　朱永新

　　文化法规不能只偏重于管理、规范、限制、义务和处罚内容的设定，而疏于发展、促进、保障、权利和服务内容的体现。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已经制定了一批文化的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但总的来看，我国的文化立法仍处于初级阶段，现有文化法规的数量、层次还不能满足我国文化建设快速发展的需要，也无法适应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文化发展的需要。

　　一是文化法制理论研究薄弱。长期以来，我国文化法制机构不健全，缺乏相应的文化法制研究机构和队伍。文化立法工作缺乏科学、统一的立法指导，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和被动性，部门立法、经验立法现象比较严重。

　　二是文化立法盲点较多。相对经济领域的立法，文化立法工作滞后，数量不足，文化法律的创制落后于社会的实际，落后于文化发展的要求。我国现行文化方面的法律法规数量偏少，以文化管理方面居多，公共文化事务和规范文化行为方面的法律法规十分欠缺，存在许多立法空白和盲点。在文化事业的许多重要领域，如社会文化、专业文艺、文化产业、对外文化交流等方面，还没有根本解决无法可依的问题。

　　三是文化立法效力层次偏低。从现行的文化立法来看，法律、行政法规过少，大部分是行政规章、地方性法规或其他规范性文件，效力层次偏低。除了《文物保护法》，我国还没有制定和颁布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法典，一些与文化建设发展密切相关、必不可少的文化基本法律如《公共图书馆法》、《电影法》、《广播电视法》、《文化市场管理法》等仍停留在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等较低的立法层次上，一些管理规范尚停留在政策文件管理层次上，一些行之有效的政策还未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加以确定。

　　四是文化立法内容的现实适应性不强。我国现行的文化法律法规，大部分法律制度在内容上带有计划经济色彩和痕迹，不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不适应对外开放、经济全球化的要求。这主要表现在，由于立法思路惯性的原因，不少文化法规偏重于管理、规范、限制、义务和处罚内容的设定，而疏于发展、促进、保障、权利和服务内容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