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盘点一线工人代表履职路 基层站位更接地气

　　来自全国各地的全国人大代表步出人民大会堂。记者 杨登峰 摄

　　

　　编者的话

　　4年全国人大代表履职路，金牌工人许振超老了，代朝霞依然直言快语，陆永兰实现了华丽转身，张全民则爱上了历史，卜仿英开始敢与官员约谈，康厚明仍然穿着西装，程军荣重塑了人生……这7位一线工人代表岗位不同、性格有异，但他们都有一个与全国两会共成长的故事。

　　他们从一线工人的岗位上走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个政治舞台上，接受了系统的法律知识学习，接受了代表应有的履职培训，他们的眼界日益开阔、思维日渐活跃，而他们的双脚并没有离开大地，“基层”的站位、“工人”的身份，让他们在履职时更接地气。他们生动的履职足迹，真切地见证着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文明和进步！

　　让我们在全国两会召开之际走近他们，分享他们奋斗的艰辛、成长的快乐，感受当代一线工人的风采和工人阶级的力量！

　　许振超：皱纹是人大代表不辱使命的见证

　　履职4年，金牌工人许振超老了……

　　老许笑称，“脸上的皱纹是4年来思想升华、个人成长的痕迹。”

　　4年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青岛港前湾集装箱码头高级技师许振超提出了26个议案和建议，持续关注技术工人的问题。

　　老许是干一行、精一行的人，工作中爱琢磨，遇到技术难题一定要攻关，这些是全国人大代表、青岛港集团董事局主席常德传对许振超的评价。

　　2008年，许振超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那一年北京奥运会期间，记者与他同游鸟巢，他包中背着《民法通则》，车上闲暇时就翻看学习，日记本上还记下不懂的地方，“开常委会常常要对立法进行投票，我不懂法律，现在要快速学习，不能对不起‘人大代表’这四个字。”当年的许振超还常利用节假日自费进京找北京大学法学院法律系的教授给他补课。

　　随后的几年间，许振超在《食品安全法》、《社会保险法》、《劳动合同法》等法律的人大常委会审议中都提出了极具建设性的意见，“现在工友中签租房合同、借款协议等涉及到法律上的事务都要找我咨询。”他俨然成为大家心中的“法律专家”。

　　而更令许振超自豪的是，2008年提出的“技工待遇需提升”，2009年的“技工成长环境堪忧”、2010年“职业技校生源结构影响产业工人素质提升”、2011年的“高级技工的合作交流平台搭建”等关于技术工人的议案、建议，每一年国家在政策制定上都有关注，暴露的问题都在逐步解决。

　　许振超指着自己的皱纹说，“每个月都来北京开会，经常去全国各地调研，还要不影响岗位工作，跑来跑去的能不老吗，这就是作为一名人民代表不辱使命的最好见证。”(记者 于宛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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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朝霞：改变的是能力，不变的是勇气

　　“我来发个言！”2008年3月12日，在湖南代表团全体会议会场，湖南常德纺织机械有限公司冲二车间弹簧班工人代朝霞高高地举起了手。

　　当时，她是一位“新代表”。她面对的是前来湖南团参加讨论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贺国强。

　　同团的几位代表回忆说，当时，代朝霞落落大方地走到前排的话筒前，声音响亮：“我最关心的是国有企业职工的待遇问题。我在调查中了解到，工人们最盼望的，是待遇的提高，希望国家把针对工人的有关优惠待遇落到实处。”

　　这一场景被不少人记在心里。

　　但对于代朝霞而言，第一次参加全国两会，留下了不小的遗憾：她没能提出一项建议。“愧对工人兄弟姐妹。”她很懊悔。

　　那一次，离开北京之前，代朝霞下定决心——有些东西，必须改变；有些事情，必须去做。

　　第二年，她带来了“关于给生产经营面临困难的国有企业职工发放生活补贴的建议”、“关于从事有毒有害等特殊工种退休人员养老金支付问题的建议”。

　　此后几年中，她依旧每天重复分拣2万个弹簧的动作，但她已不仅仅是一名弹簧工。她以一条条建议为“工人兄弟姐妹”发声：从加速培养一线技工人才，到废除退休职工待遇“双轨制”；从提高个税起征点，到呼吁严查规避《劳动合同法》辞退员工行为……

　　今年，她再次呼吁为工人增加收入。

　　改变的是能力，不变的是勇气。在同团的代表眼中，代朝霞从来都是一个直言快语的人。

　　去年，在小组讨论时，有一位领导干部代表提出了延长退休年龄的建议。她立即提出了不同意见：“一些管理岗位可以适当延长退休年龄。但是，近60岁的‘爷爷辈’还在一线三班倒，这不但不应该延长退休年龄，还应该开始考虑是否提前。我认为，退休年龄应该根据具体的工作岗位来确定。”

　　她始终坚持：“我是一线工人代表，当然要为工人说话。”(记者 沈刚)

　　康厚明：“我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了”

　　“4年了，对代表的职责有了更深的了解。”这是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农民工康厚明履职最切身的体会。

　　他坦承，过去长期在一线工作，如今成了一个全国人大代表，“心有余而力不足”。康厚明记得第一次进京开会，他穿上了订做的西服，提前几天到北京，在一片镁光灯的照射下，他的脑门都在冒汗，有一个记者问他：“你穿着西服根本就不像个农民工。”他不知如何回答。现在还依稀记得，第一年上会，他接受了200多位中外记者的采访，西服脱了又穿，穿了又脱……现在的他充满着自信。

　　从当上全国人大代表后，康厚明成了“名人”，他每年都要接到上百件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民工的电话、来信投诉，他说：“别看我开会穿西装，回去后我照样穿着工作服，修马路。”

　　3月6日，在人民大会堂的重庆代表团驻地，康厚明依然穿着那套藏青色的西装，同样挂着自信的微笑。“我是一个来自基层的农民工，想事看事的角度都与他们不同，4年来，从新闻都很少看的普通工人到现在处处关注农民工切身利益，我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了。”

　　4年来，康厚明提交了20多个建议议案，全部都涉及到农民工利益，比如，农民工的就业、子女入学、职业病防治、社会保障、伤残救治、工资增长、权益维护等，堪称名副其实的“农民工代表”。

　　“能以一个农民工代表身份履职4年，机会来之不易，我十分珍惜，人大应该有农民工代表，因为这个庞大的劳动者群体需要反映问题。”这是康厚明代表接受采访后说的最后一句话。(记者 赵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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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永兰：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参与

　　4年前，34岁的纺织女工陆永兰作为一线职工代表走进了人民大会堂，当时的她是九江国棉一厂细纱车间的挡车工、全国劳动模范，纺织行业著名的“八闯将小组”第四任组长。4年后的今天，她坐在电脑前，熟练地敲打出了两个关于《劳动合同法》的修改建议。

　　3月4日下午，她向人民代表大会正式递交了“关于明确《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有关‘二倍工资’定义的建议”和“《劳动合同法》中有关劳务派遣规定的修改建议”。在这两份“修法建议”中，陆永兰指出：“《劳动合同法》在实施过程中，第八十二条有关‘二倍工资’的定性不明确，在社会各界产生了不同的理解和适用，既对法律的严谨造成伤害，也不利于劳动行政部门及司法机关对此类案件的处理”。“有些企业为规避《劳动合同法》有关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规定，利用《劳动合同法》中有关劳务派遣制度中的某些缺陷，在实际用工时，采用劳务派遣方式招用员工，此方式极大地损害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她建议，应该明确《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有关‘二倍工资’定义和对《劳动合同法》中有关劳务派遣规定进行修改。

　　陆永兰清楚地记得，“2008年第一次走进人民大会堂时，怕见记者，怕见世面，两手不知放哪儿好，第一次发言头都不敢抬，脑子一片空白。”4年后的今天，她已经接受过十多次的记者采访，也先后交出了十几个建议，她记得自己提交的第一个建议是“关于振兴九江老工业基地的建议”。

　　第一次担任人民代表的“怯场”让陆永兰感到“自己知识缺乏，有义务提高自己的素质”。4年来，陆永兰完成了华丽的转身，这个出身贫寒的普通工人读完了中国劳动关系学院的所有课程，每年都参加人大组织的培训和调研，她把自己勤学技术、苦练技能的特性全部用在人大代表履职路上。她说：“我是从被动地接受到主动地参与，我知道自己的代表责任。”

　　4年的代表履职，陆永兰用一句话对自己进行了总结：“4年来，我付出了，我努力了，所有的劳动在尽职尽责中得到升华。”(记者 赵翔)

　　张全民：“我知道了怎么替工人代言”

　　张全民来自一线，技术工人的气质显露无遗。一双斯文的眼睛，言谈得体。他从不看电视，只是读的书非常杂，没有限制。来北京开两会，这位来自河南平高电气的技工带了一本有关历史的书。

　　“我喜欢看厚的书，但一本书如果读三四页不能吸引我，就不看了。”张全民说，这就像开会时听一些代表发言，如果有些话他自己认为不那么真诚时，他也会思想跑神。一旦听到他感兴趣的，能给他带来新鲜启发的发言，张全民会认真地记下来。

　　对张全民来说，能够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不仅仅是对个人在技术领域的肯定，也是一份责任。“我是一线工人的代表，肯定要争取表达这部分人的诉求。”

　　张全民记得，第一次开会时，别人说的很多问题自己还不太了解，但经过一段学习，明确了自己的角色。

　　“这4年，作为企业的职工，离不开企业发展，为企业说了一些话。但是，说得更多的，还是有关工人利益，尤其是技术工人利益的话。”张全民以一名优秀的车工转行数控领域，在刻苦钻研下，逐渐成长为优秀技能人才，并获得全国劳动模范称号。“像我这样的技术工人地位的确提高了，但更多的工人，他们的社会地位依然不高，甚至和过去相比是在降低。”

　　2010年、2011年连着两年，张全民带来了一份有关提高技工待遇的建议。“大家都爱买进口的东西，为什么，这不是制造水平问题，而是产品制造能力和稳定性的问题。这背后就是一线技术工人的素质问题。”张全民说，“一个技工的成长不容易，但不同企业、不同行业间在社会地位、劳动报酬方面的待遇差别太大了，这让很多人不愿意留在一线。各个企业都极缺技工，给的报酬也不算低了，为什么还是吸引不了人？这背后就体现了整个社会对劳动的尊重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张全民建议，一方面劳动部门严格把关对初、中、高级技师的评定，让技工拿到与自身技能相匹配的证书，来增加社会认同和提高尊重度。另一方面，可能的情况下，考虑打破行业性差异，让技工的等级工资与其他行业职称等级工资保持同一水平。最后，希望国家在舆论导向上能够引导社会对工人，尤其是一线技术工人的尊重。

　　“我的建议可能一时没有成效，但我必须说出来。”张全民知道，从全国劳模到全国人大代表，都表达了社会、政府对他个人的尊重。但是，在他看来，真正起决定性影响的，还是更多的普通工人们的整体社会地位。(记者 李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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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卜仿英：从“不敢说话”到“约谈政府官员”

　　接受记者采访时，全国人大代表、襄樊普通纺织女工卜仿英，语速很快，逻辑性很强。

　　卜仿英回忆最初4年前当上人大代表时的窘状时说，“一见到媒体来采访自己，就会感到很紧张，压力很大，虽然自己有许多要说的东西，但表达不出来。”

　　成为全国人大代表4年间，她参加了人大组织的所有培训，经过了一点一滴的学习，如今，她面对媒体不仅不再紧张，还能熟练地依法帮助老百姓解决难题。她说，通过不断地学习、调研和交流，她现在对许多法律，比如食品安全法都了解了很多。2010年，她甚至参与推动了一部法规的出台，这让她感到自身的责任更大。

　　当年，卜仿英接到了一个“夜间施工扰民”的投诉，为了调查这个问题，她与另一名全国人大代表以及媒体记者一起，持证视察城管部门工作，并依法约见该市城管局局长、以及环保局和建委负责人，这在当地尚属首次，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谈起这件事，卜仿英自称“很有成就感”，因为在她的参与推动下，关于夜间施工的管理办法已经出台，市民的投诉得到圆满解决。回忆起当时的事情，卜仿英说：“打电话约谈前，心理也没有底，怕对方阻挠，但没想到他们非常配合，很支持我们代表的工作，这也给了我继续履行职责的底气。”

　　如今，依法行使自己全国人大代表职责，帮助老百姓解决难题，已经成为她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去年卜仿英还带来了10多条建议，今年她也有两条建议。其中一条是“关于襄阳至武汉公交化的建议”。她说，襄阳距武汉不足300公里，目前两城市间的动车共有4趟，乘坐动车出行非常便捷，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间的“距离”也越来越小，尤其是周末，每次都有很多人坐动车。她认为，动车的发车频率应该公交化，以方便市民出行。除此之外，卜仿英的另外一个建议则更加实际：希望有关部门能够考虑解决“夹心层”购买保障房的问题。(记者 孙喜保)

　　程军荣：“我不再有这样的尴尬”

　　“作为人大代表，本次大会闭幕，任期也将结束，你还有什么愿望吗？”

　　面对记者突然抛来的问题，程军荣把头在沙发上向后靠了靠，节奏缓慢而流畅地娓娓道来：

　　“我希望通过人大代表忠实地履行职责，让每个人再没有城市、农村的户籍差异，再不为自己的医保、社保和子女的上学发愁，只要努力就会得到公平的回报，可以勤奋地工作、自由地迁徙，有宽敞的房子、带薪的假期……”

　　18年前，他以农民工的身份被招进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三一一工厂机械光学加工车间，是位初中毕业生。代表生涯，重塑了程军荣的人生，从全国劳模到全国人大代表，增添的不仅是荣誉，还有责任与担当、成熟理性的思想表达。

　　“人大是一所大学堂。”程军荣毫不讳言自己4年前的懵懂，“那时，我从未想到自己会成为人大代表，我更不知道当代表要做什么。”第一次写议案，他说的是工友们的福利待遇，他找其他代表联名签署，有人告诉他，这不是职代会，而是国家的议政会，要从国家制度、法律或政策层面提出建议。从那时开始，他成为江苏代表团里最勤奋的“学生”。

　　全国人大每年组织代表封闭学习，他就真把自己“封闭”在法律制度的厚书中，相关部门为他赠阅的报纸和传阅的文件，他一字一句地琢磨。每天车床之外，国家大事就在脑海中激情碰撞。虽然，眼界和思维日渐活跃，但他的双脚并没有离开大地，在人大组织的调研之外，他只身走进社区、工厂，倾听打工群体的呼声。

　　工资低、社保难、看病贵等等打工群体的烦心事，被他记录在调研材料中，医保“一卡通”全国漫游、社保账户跨区域对接、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学龄前免费义务教育、将劳务派遣限制在季节性、临时性岗位写进法律等等，诸多前瞻性的观点被程军荣写进了议案和建议中。

　　4年前，他曾因写下不成功的第一份议案而甚感尴尬。4年后，20多份议案见证着程军荣参政议政的铿锵脚步……(记者 康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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