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应急救援的“中国样本”（组图）

　　2011年7月24日，温州双屿事故现场。两节被撞毁的动车车厢依然在高架桥上，工人们正在清理现场。　图片来源：cfp

　　国际在线消息：（记者 李春亮 杨琼 廖继红)　　中国国家领导人第一时间内科学决策并赶赴一线指挥、军队迅速集结成为救援主力、国际救援队应急救援能力迅速提升、社会力量和NGO组织积极参与各类救援……经历了一系列自然灾害和突发事故考验后，“中国式救援”已经形成自己的鲜明特点。在“7·23”温州动车事故引起的各种争论和思考中，中国应急救援的特点、能力也成为主要话题之一：对事故发生后20小时成功救出两岁半女孩的赞叹、对救援时限的讨论和疑问、对救援速度和民众参与的肯定……这些争论，客观上也促成了中国社会对国家应急救援的理性思考。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各类灾害多发的国家而言，中国式应急救援起步虽晚，却无疑进步迅速。而目前，应急救援在各种细节上仍尚需迅速进步

　　2011年7月26日，温州双屿事故现场，工人们正在为一节车厢盖上彩条布，车厢将被送到“温州西站”　图片来源：cfp

　　自然灾害的频发令中国逐渐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应急反应机制。灾情发生后的第一时间，中央政府迅速成立抢险救灾指导协调小组进行统一科学调度。以2008年汶川大地震为例，当这场八级强震猝然袭来的时候，中国总理温家宝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展示了“中国式救援”的迅速和决心。他说：“对于被困人员，只要有一线生还的希望，我们就要用百倍的努力，把他们抢救出来。这是我们这次救灾工作的重中之重。”

　　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之初，通常由各部门对应单一灾害管理，遇到重大灾害时，由国务院组建对应机构协调相应部门共同处理。在改革开放后至2003年“非典”疫情蔓延期间，中国主要采取议事协调机构和联席会议制度，共同参与应急管理。自2003年抗击“非典”战役之后，中国政府认真总结应急管理工作的经验和教训，部署了应急管理“一案三制”建设，即编制应对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建立健全应急管理体制、机制和法制，全面实施应急管理体系建构的社会工程，各级应急办也相继成立
 

　　2011年7月24日，温州双屿事故现场。两节被撞毁的动车车厢依然在高架桥上，工人们正在清理现场　　图片来源：cfp

　　中国国家领导人在第一时间内科学决策并赶赴第一线指挥，成为了中国式应急救援机制中最为关键的一环。在接下来的“黄金救援72小时”内，军队成为了救援主力，来自陆军、空军、第二炮兵、武警部队的14万精锐部队和20余个专业兵种，纷纷投入这场生命大救援，多个兵种参与其中，其强度之高、调集兵种之多、兵力集结之迅速在共和国的历史上是罕见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应急办主任李海洋说，“哪里有灾情，哪里就有人民子弟兵，人民解放军都会以最快的速度赶赴救灾地区解救人民群众的困难，把人民生命财产损失降低到最低程度。”

　　武警某交通部队今年6月份在西部地区进行的一场以重大自然灾害为背景的应急救援演练。图为部队到“灾区”前沿开展现地勘查。

　　中国国际救援队由中国国家地震局、北京军区某工兵团和武警总医院组成，这支多部门参与、不同行业人员共存的专业救援队伍在汶川大地震后又经历了青海玉树地震、海地地震、新西兰地震、日本大地震等重重考验，他们不仅给中国公民带去了生的希望，也帮助各国在危难中受灾的人们在与死神的赛跑中赢得了时间。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海地地震救援期间慰问中国国际救援队时曾连说了三声中文的“谢谢”以表敬意。

　　这支队伍的救援水平几乎是中国应急救援能力的一个缩影。近十年以来，中国在应急救援能力建设上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各地及应急救援部门不断完善了应急救援方案，努力提高对灾害信息的迅速获取能力及反应能力。中国地震应急搜救中心总工程师曲国胜先生说：“我们在国际、国内发生大灾的时候有一套信息技术装备、后勤保障等机制。对灾害程度的快速判断、对救援装备的快速准备这是我们行动快速的主要的原因。”

　　缺乏后勤保障、缺乏直升机等快速深入灾区的现代化装备给应急救援带来了巨大挑战。此外，由于震区并没有在日常建立起有效的防灾减灾预案，在交通堵塞、通讯信号受损后，部分灾区一度成为孤城，失去了与外界的联系，军队的救援力量不得不冒险在大雾天气向地形复杂的地震山区空降伞兵，以打通灾区与外界的联系

　　武警某交通部队今年6月份在西部地区进行的一场以重大自然灾害为背景的应急救援演练。图为车队快速出动。

　　汶川地震应急救援结束后，中国各地方及应急救援部门不断完善了应急救援方案，努力提高对灾害信息的迅速获取能力及反应能力。2010年4月14日，青海玉树发生7.1级地震，在地震发生20分钟后，国务院迅速成立抗震救灾总指挥部，当天中午就赶赴灾区指导工作；与此同时，民政部、卫生部、交通运输部、铁道部等相关部门纷纷启动应急响应机制，迅速做出部署……这样的快速反应，为抗震救灾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地震发生后24小时内，当地交通、通讯已经基本恢复；48小时内通电问题基本解决、受灾群众基本都可以住进帐篷；72小时内，重伤员全部转运出去接受治疗。

　　从汶川大地震时的“觉醒、崛起“到温州动车追尾事故中的积极参与，社会力量已经成为中国应急救援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 “7·23”温州动车追尾事故发生后，事故现场的村民和外来务工人员曾是第一时间到达现场救援的群体，他们冒雨抢险，用衣服做成了简易担架运送伤员。当晚，温州市民在得知救治事故伤员的医院血液缺乏时，便源源不断涌入医院献血，一些温州本地的企业也纷纷组织员工参加义务献血，并给通宵熬夜排队献血的市民送来了牛奶、矿泉水、面包等物资。温州市桂香村食品有限公司是最早参与物资援助的本地企业之一，该公司营销部官员田静说：“我当时得到这个消息是7月23日当天晚上8点多，我们第一时间给救援的这些武警官兵派发了食品、饮料，保证他们在现场有这个食品和水方面的供应。因为有很多市民到中心血站去献血，还有许多市民到各个供血点，所以组织物资和人员到那边去。我们也是温州本土的企业，在需要的时候我们会无偿的去伸出支援的力量。”

　　一个智慧的民族能从灾难中汲取到避免灾难重现的教训。中国近几年频发的自然灾害和安全事故，在应对过程中，的确有应对疏失、处理缺乏科学等人为因素。如何预防和杜绝灾害、减少人为因素在应对灾害过程中的“制约”作用，才是中国应急救援应该追求的最终目标。对此，温州大学社会学教授张小燕说：“我们每次发生事故都是以鲜血做代价，但是都是头疼医头脚痛医脚。我个人觉得我们应该把它做到事前，依民防灾、依法防灾、以德防灾。所谓依民防灾就是总体上要提高包括民众、领导在内中华全民族防灾减灾意识。第二个是依法防灾，我们国家在依法防灾方面的法律法律是有的。最后一个以德防灾，这一次‘7·23’动车事故既有天灾又有人祸，人祸方面首先在官员的政绩观方面；在企业方面，这一次‘7·23’动车事故，与我们企业唯钱是从有关。所以，我们如何不做‘事后诸葛亮’，有关方面和舆论应该正确引导。”

　　中国面对灾难和突发事件时的国家应急机制正日趋成熟。这种成熟，既源于中国向灾难学习，向教训学习，更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有着广泛而深刻的法律基础、制度保障、社会条件和民意背景。但灾难应急救援系统的不断完善只能减轻灾害对人类的影响，却无法填平灾害带给人类的心灵创伤。中国政府正在着力从源头和制度上杜绝事故的发生、精准预测自然灾害及其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