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局长辞职解决不了污染乱象

在16日凌晨刚刚结束的福建上杭县政府新闻发布会上，记者了解到：紫金矿业铜矿湿法厂汗水渗漏事件因涉嫌重大污染事故案被立案侦查；紫金山金铜矿铜湿法厂厂长林文贤、副厂长刘王勇、厂环保车间主任刘生源被刑拘；县环保局长陈军安引咎辞职；工业企业的主管部门负责人，县经贸局局长黄仲华被停职检查。（人民网7月16日报道）。

　　县环保局长陈军安引咎辞职，是一个理所当然的结果。紫金矿业污染汀江，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负有日常监管职责的环保局难辞其咎，环保局长自然会面临不作为的民意抨击与上级质询，不辞职难以谢天下。

　　联合调查组的调查结果认为：造成污染事故的重要原因，一是尽管企业有相关防渗漏措施，但防渗膜承受压力不均，加之近期紫金山矿区受持续强降雨影响，二是监测设备损坏致使事件未被及时发现。不过，将事故原因大多归咎于巧合，实在令人有些难以信服。

　　环保局长引咎辞职了，但正如指望每遇重大环境污染事故，撤换几个相关责任人就能根治无乱乱象一样，这不过是脱离实际的鸵鸟政策。环境污染“屡犯”缘于利益体制作祟，不消除这深入骨髓的体制性难题，一切外科手术都将习惯性流产。

　　为什么企业要冒天下之大不韪污染环境？原因很简单，一个企业面对不菲的环保设备投入、庞大的日常运转开支，同时又发现现有法律惩治体系“硬”度不够，违法成本远远低于收益时，它自然会将污染“黑手”伸向周围的环境。

　　而企业污染环境绝非一日而成，而是长期由小积大、最终在某个临界点爆发的结果。日常监管的职能部门之所以长期保持沉默，甚至间接纵容企业的污染行为，都是典型的“锁定”反应。

　　锁定，是一个经济学用语。意思是说，一旦某个人、某个行业选择了某种制度赖以生存，那么个体利益与制度利益就会呈现紧密缠绕的态势，这种制度发展的结果就是旧有属性的不断自我强化。一个好的制度，所有进入者当可期待获得欣欣向荣的发展前景；一个坏的制度，等待进入者的就是状况的不断恶化，虽然大家都心知肚明，却无力改变这一切。

　　这种结构性矛盾，最终归原于结构性的“破”与“立”。以地方环保机构为例，按原定义属于国家直属机关，但其日常财政开支又来源于地方划拨，甚至因地方财政投入不足，还会出现“自收自支”现象，行政性监管却日显“市场化”收费倾向。

　　各种利益结构纠葛不清，导致利益冲突不断。而根本的一点，恐怕恰在于GDP诉求狂热下的政绩过程、招商引资，使得某些地方利益、部门利益与企业利益捆绑在一起，带有浓厚的利益关联色彩。于是，相关职能部门的日常监管异化为行政保护乃至权力包庇，现有法规更多着眼于对环境污染肇事方的经济处罚，而缺少更具威慑力的综合惩治，比如环境污染责任人要接受刑事责任，公民有权通过集体诉讼获得巨额赔偿等。灰色利益纽带、监管效率低下、有关职能部门角色模糊、法律法规不适应社会发展等问题都被遮盖了。

　　因此，在一个被锁定的制度下，企业只要牢牢掌握利益链的上端——向地方政府许诺带来税收、就业岗位与GDP增长，就可以谋求污染环境公共资源为代价的暴利。

　　制止日益恶化的环境污染乱象，要靠政府发力，但政府发力，也有两种选择：行政推动与建设法治推动机制。以往之所以多次推而不动，在于政府还是延续了行政推动的惯常思路，平日对各种污染现象睁一眼闭一眼，一旦出现严重事故则杀一儆百，对几个相关责任人撤职、刑责了事，而对环境污染所暴露的各种深层次原因，并不提供相应的配套治本措施。在存在重大制度缺陷的环境下，甚至造成了“劣币驱逐良币”的逆向淘汰，因为传统行政监管下，环境污染完全仰赖于几个行政职能部门，而其本身行政作为又不受监督，因此必有利益寻租空间，某些企业完全可以收买权力拥有者相互勾连，寻求暴利。　

　　多少年的经验，至少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真理：人的所谓良心是靠不住的，每一个人都是经济人，都需要用一套成熟而完善的游戏规则去约束他，而目前看来，需要一个大家在同一起跑线上公平、透明竞争的社会戏规则，即是法治下的监督合力，包括政府履责，公民维权与自治，舆论监督等。（毕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