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茅台与五粮液的“领涨”与“跟涨”中,白酒涨价已成为行业常态。但是当一些品牌一反“唯茅台马首是瞻”,越过茅台推出“超高端”概念产品后,白酒的定价机制不由得引发社会争议。(2月21日《北京商报》)
尽管媒体披露的“超高端”白酒,指的是水井坊和正在洽购水井坊的某全球最大洋酒集团意欲共同开发的一款新产品,其价格定位将逼近或略微超过茅台。但早在去年10月,泸州老窖推出的“国窖1573”,定价已近2000元,并将继续走奢侈品路线,把它打造成为第一“公务与商务”用酒。可见,承认也好,默认也罢,风起云涌的“超高端”白酒,真正看重和押宝的对象,恐怕都离不开那只利润诱人的“公务酒杯”。
就像极品烟消费“抽得很少自己买、买得很少自己抽”,盈利空间和能力远超一般产品的“超高端”白酒,虽然与普通百姓的消费需求根本“不在一个星球上”,但精明的商家,绝非为了品牌形象和知名度,仅仅赚个吆喝便心满意足。倘若没有对局部地区、一定范围庞大公务接待和公费消耗的强大信心作依托,这些企业与商家才舍不得投入大量真金白银,透过各种广告渠道,大肆宣扬和炒作“超高端”的认知概念。
不怕白酒“超高端”,就怕公务“超奢华”。这里其实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真正做到了公务公费支出的精打细算,就算“超高端”的商品和服务琳琅满目,在民众眼里都不过是片片“浮云”,谁爱烧钱谁尽可张扬去,那些企业与商家“公关”的对象恐怕也是“有那个心没那个胆,有那个胆也没那个法”。二是针对那些未富先奢、小富即牛又缺乏监管的滥耗公帑场合,人们才会无时无刻地担忧起纳税人的辛劳奉献,有多少已化作了觥筹交错中的一瓶瓶“超高端”白酒?
有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最近,香港特首曾荫权的外出访问经费开支,成为港人津津乐道的讨论话题。有香港媒体披露,曾荫权在过去四年外出访问发生的费用不足百万港元,节约程度令人惊讶。而惊讶之余,内地百姓也意外见识了另一种的“慷慨”曾荫权在32次内地的活动中,大部分活动的住宿费用均由内地的主办单位负责,特区政府仅支付机票及部分“其他费用”。由此人们可以联想,在内地一年当中“公费消耗”的“吃喝款项”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数量级别!
“超高端”白酒当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奢侈品。最近国外一家媒体发布调查报告称,日渐富足起来的中国人,对奢侈品的消费能力正变得越来越强,未来10年内中国人将消费掉全世界44%的奢侈品,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市场。这份报告的可信度如何暂且不论,引人发笑的是,其中还称“二奶”是支撑起中国奢侈品市场的主要力量,占了其中的1/3。在我看来,所谓的“二奶支撑奢侈论”,其实更像一发“烟雾弹”、一碗“迷魂汤”,有意无意地掩盖起了公款腐败的危害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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