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海洲：独立董事从“花瓶”到“养老院”

如果独董制度完善了，断了退休官员的这条财路，其实也是断了在位官员未来的财路。

最近，34位政府退休高官在市值排前50的上市公司中担任独立董事一事受到市场的关注。根据《投资者报》的调查，2010年全部A股上市公司中聘请的前官员总数达到1599人，其中有467人目前在上市公司的职务是独立董事。而在目前市值排前50位上市公司挂职独董的34位政府退休高官中，包括有中国证监会原主席刘鸿儒；保监会原主席马永伟；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全国人大财经委委员崔俊慧等人。

大批的政府退休官员“屈尊”到上市公司担任独董一职，使独董越来越烙上“官董”的烙印，这是“花瓶独董”的全新升级版，它意味着独董制度越来越背离其设立的初衷，是独董制度越来越堕落的表现。

独董只是“花瓶”

2001年推出的独董制度至今已有10年了。设立独立董事制度的初衷，不仅是要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促进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同时也有保护广大中小投资者利益之意。《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的第一条第二款明确规定：独立董事对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负有诚信与勤勉义务。独立董事应当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本指导意见和公司章程的要求，认真履行职责，维护公司整体利益，尤其要关注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

但从10年来独董制度执行的情况看，独董制度基本上沦为了“花瓶制度”，成为中国股市基本制度建设中最不成功的制度之一。独董也基本上沦为了“花瓶董事”，独董无非就是上市公司的一个摆设而已。一方面，独董本身不需要履行职责，就像“花瓶”一样，只是一个摆设；另一方面，作为一个“花瓶董事”，在上市公司需要的时候，可以拿来“点缀”上市公司，充当上市公司的“门面”。

正因为独董只是“花瓶”的缘故，所以这个“花瓶”是可以随处摆放的，一些独董因此成了“独董专业户”。甚至就连“指导意见”也规定：“独立董事原则上最多在5家上市公司兼任独立董事”。这一规定名义上是限制独董过多地在上市公司兼职，实际上却为独董成为“独董专业户”创造了条件。本来，独董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加上担任独董的人选，通常都是一些地方名人或社会名流，他们在社会上有着各种各样的兼职，如果还出任5家公司的独董，他们怎么可能还有时间与精力来履行一个独董的职责呢？这就决定了他们只能充当“花瓶独董”。这还不算，有的“独董专业户”担任5家公司的独董似乎还不过瘾，还要担任更多公司的独董。如独董名人管维立，在担任了东风汽车、中软股份、华北制药、中纺投资、华源制药、吉电股份6家公司独立董事的情况下，仍然有意出任科大创新的独立董事，最后被合肥证管办予以否决。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独董名人朱武祥的身上。这些“独董专业户”的诞生，正是独董沦为“花瓶独董”的重要表现。如果独董严格履行自身的职责，一个独董又如何能够胜任5家、6家甚至7家公司的独董之职呢？但正因为只是“花瓶”，所以挂职多少都无所谓了。

也正因为独董是花瓶的缘故，一些上市公司便把独董职位当成了养老院，一些七老八十的老人，也成了上市公司独董职位的座上宾。如2001年出任上海汽车独立董事的张仲礼先生，当年已是81岁的老人，这样一位老人，自身的行动都不方便，又如何能履行独董职责呢？又如中国神华的独董黄毅诚，更是一位84岁高龄的老人，2010年1-6月，黄毅诚老人从中国神华领走了22.5万元的报酬。至于年龄在70岁以上的独董老人，在上市公司里更是批量涌现。

身份异化

由于独董只是“花瓶”，只是一种摆设，因此，上市公司挑选独董人选，更多考虑的不是该人选能否很好地履行独董的职责，而是依附在独董身上的其他价值。这就是独董身份的异化。“官董”的出现就是独董身份异化的结果，它是“花瓶独董”的升级版，独董制度因此名存实亡。

对于上市公司及其大股东来说，用“官董”取代独董可谓好处多多。首先，“官董”基本上无暇来履行独董之职责，因此，不论是上市公司还是大股东都无须顾虑“官董”会对上市公司及大股东的所作所为形成牵制。其次，“官董”有大量的人脉资源可以为上市公司所利用。“官董”是上市公司的天然保护伞。有了这样的“官董”，上市公司在某些灰色场所就可以所向披靡。哪怕是在不利的处境下，也可以逢凶化吉。即便“官董”本身并不出面，上市公司也可以扯虎皮当大旗。在这方面，紫金矿业可谓是得心应手。该公司的独董基本上是由清一色的“官董”组成。在该公司的4名独董中，有3名属于“官董”。正是由于有了众多的官员及“官董”作为紫金矿业的护身符，这就使得该公司尽管一次又一次被媒体曝出重大环境污染事件，但该公司都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此外，用“官董”取代独董，也使得上市公司有了感恩图报的机会。一些官员在位时曾给予公司以“重大支持”，如今官员退休了，正好可以将官员请到公司来担任独董，以回报官员当年所给予的种种“照顾”。

用“官董”取代独董，显然是对独董制度的一种玷污。实行独董制度，除了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促进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但用“官董”取代独董的结果，正好是背离规范运作的，上市公司就是希望通过“官董”的人脉关系，来实现各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灰色交易。而且，“官董”取代独董，甚至不排除官场腐败的可能性。并且，一些退休官员出任上市公司独董，所获得的巨大利益，对于在位官员也是一种巨大的利益诱惑，甚至有可能妨碍这些在位官员严格执法，因为他们中也有人希望将来有一天能成为上市公司的“独董”。

更加重要的是，“官董”取代独董，也使得独董制度始终难以完善。一方面，独董制度的完善，肯定会损害这些“官董”的利益，而这些“官董”有着强大的人脉关系，有的甚至与证监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中石油的独董刘鸿儒，原来就是证监会的主席。那么当证监会的现任官员欲完善独董制度时，会不顾及到这些老领导的切身利益？另一方面，“官董”也为目前在位的官员们指明了一条退休后的生财之路，如果独董制度完善了，断了退休官员的这条财路，其实也是断了在位官员未来的财路。因此，独董制度迟迟得不到完善，很难说与这些“官董”们没有内在的联系。

呼唤职业独董

用“官董”取代独董，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它称为违法违规，或者说是腐败行为，但对于独董制度的建设来说，用“官董”取代独董，确实是弊多利少，因此，对于“官董”现象有必要严加控制，避免独董被“官董”所取代。而最好的办法就是实行职业独董制度。

目前的独董制度基本上是一种兼职独董制度，由于只是一种兼职，这本身就是对独董制度的一种轻视。而对于独董本人来说，由于只是兼职，同样也不会加以重视，独董出任这一职位，无非就是出于一种利益的选择，而不是职业的选择。因此，要完善独董制度，首先就要改变兼职独董的做法，实行职业独董制度，从制度建设的角度真正重视独董制度。

而作为职业独董，就必须以独董为自己的正式职业，并切身履行自己的职责。为此可以规定，一个职业独董，每月必须有不少于一个星期的时间到上市公司现场办公，以更好地了解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切实履行独董职责。这样一个职业独董最多只能担任3家上市公司的独董。同时规定，职业独董的年龄不得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以确保独董有精力来胜任并完成独董的工作。并且，为了确保独董的独立性，可以成立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协会，上市公司独董由协会任命，而且独董工资由独董协会统一支付。如此一来，那些退休官员也就不可能成为独董了，独董的独立性也有了保证，独董制度建设有望因此向前推进一大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