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MW中经智库经济学家把脉中国经济

3月3日，《中国经营报(微博)》针对BMW中经智库经济学家进行问卷调查，就上述大家关注的问题发表他们的观点。

统计显示，认为当前中国经济运行状况正常的占主流意见，只有17%的访问对象认为我国经济不确定。没有人认为中国经济偏冷。

关于通胀是否能够得到有效控制。58%的受访者认为通货膨胀可以在未来6各月内得到有效控制。

对新一轮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大多数受访者表示效果“不确定”，只有9%的人认为房价还会继续快速增长。对于中国经济增长，58%的受访者表示增幅在9%~10%。此外，有37%的受访者认为2011年央行可能会加息两次。

“关键要关闭未富先老的缺口”

专访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BMW中经智库成员 蔡昉

本报记者 索寒雪 北京报道

《中国经营报》：今年民生是两会一个主要的议题，今年也是“十二五”的开山之年，你认为今年在政策制定上将会有哪些转变？

蔡昉：中国正在从以发展GDP为主向更加关注平衡发展的方式转变。关注民生，这一方面是老百姓的需求，另一方面是政府的激励促使环境在改善。“十二五”是一个关键时期，是经济发展的转折时期，是遏制收入差距增大和改善两极分化的时期。

收入分配改革不仅取决于决心，还决定于发展的阶段。收入分配改革将涉及劳动力市场管理办法的更新、集体谈判制度以及加强工会的作用，这些都将推进收入分配改革。

中国人口变化的一个特点我们叫未富先老，这将成为“十二五”最重要的挑战。

《中国经营报》：今年劳动力市场出现了民工荒，劳动力价格也随之上涨，你是如何看待这一社会现象的？

蔡昉：从2013年到2015年，中国的人口红利将逐渐消失，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正在消失，技术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还没有体现，这将出现一个真空时期。劳动力供给在“十二五”时期将成为问题，16岁的人还没有进入劳动力市场，64岁的人按照退休规定已经可以退出劳动力市场，在整个“十二五”期间，适合劳动年龄人口的转型数量不足以补偿城市的需求，两相迭加在2015年的时候，全国劳动年龄人口增量将变成负增长，这是先老的一个表现。

同时，我们可以看到普通劳动者的工资加速上涨，无论是一般的行业，还是仅是农民工、或者农业的雇工工资都是涨得很快的，如果几个部门显示同样趋势的话，我们就不能说工资上涨是结构性原因或者其他原因，应该是一个趋势。

《中国经营报》：人口的老龄化意味着中国社会将进入到未富先老的时期，政府和社会是否能够有有效的办法应对这一阶段？

蔡昉：一般来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富裕国家是人口老龄化国家，而中国最大特点是未富先老，我们经济发展很快，2000年中国的人均GDP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5，现在大概是世界平均水平47.7%，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人口老龄化程度也在赶超，2000年的时候65岁以上老人比重是6.8%，和世界平均水平完全一样，但是去年我们的老龄化比例是8.3%，世界平均水平是7.5%，也就是我们显著赶超了。

但是，我们也没有办法让老龄化停下来或者退回去，没有这种可能性，也就是说，我们是发展阶段造成的人口转变现状，造成的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而不是因为某一项政策造成的，所以调控政策解决不了。10年后，20年后，如果我们的参照对象不是发展中国家，而是高收入水平国家，我们并不是很老，相对还年轻一些，因此，现在的关键是如何关闭未富先老的缺口。

“要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财产属性”

专访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BMW中经智库成员 张晓山

本报记者 李银莲 北京报道

《中国经营报》：农民工群体已经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这个近两亿规模的群体在“十二五”期间将有怎样的发展空间？

答：“十二五”期间，是我国继续深入工业化发展，从工业化中期向全面实现工业化的转型升级时期，大量的农民工正参与到这个过程中来，其本身的人力资本水平和技能水平在这一时期将获得预见性的提升。这同时将对促进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速度提升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农民工群体及其家人如何真正地融入城市，享受到城市居民的福利待遇，这个诉求融合于整个社会由目前的动态变化逐步迈向比较成熟的社会形态的过程中。

《中国经营报》：“农村土地流转”一直被视作农业问题中的核心问题，在“十二五”期间，对此问题如何突破？

答：今年最新统计的农民工数量将近两亿。这个数字背后意味着目前中国有很多农民将不再把土地收益作为其最主要的收入来源，也不再把土地收益当做保障来源，这间接使得留在土地上进行经营生产的农民有了利用土地扩大经营规模、实现效率经营的基础。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在这个背景下成为保障农民获得土地利益的一种方向。在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方向上，我个人认为，通过大公司、大企业以大片租赁、开发等形式不应是一个主要提倡的方向，尽管目前并没有法律禁止这种做法。

强调家庭经营与社会化经营的融合应当被重视。一方面家庭本身扩大土地经营规模，另一方面社会上的涉农企业、合作社、协会等公共机构应参与进来为农民提供服务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土地生产率。在此基础上将土地向种田能手、种田大户集中。

在“十二五”期间我们仍可探索的流转方式还可以是开展土地的股份合作。不进行直接经营的农民以此为投资要素，分享由土地产生的效益。

这些探索的一个共识都是要确认从事农业生产者、经营者所拥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其本身的一种财产，得到保护，在自愿、有偿、合法的基础上实现集中和流转。

“警惕大国企挤压民企生存空间”

专访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BMW中经智库成员 魏杰

本报记者 梁霄 北京报道

《中国经营报》：提高个税起征点已经成为两会众多代表的一个共识，现在有一个说法是提高至3000元，你对这个标准怎么看？设立这个标准应该考虑哪些因素？

魏杰：3000元我觉得是有些低的，这相当于把一部分蓝领解脱了，差不多占到就业人口的13%~14%左右，但是白领仍然税负过高，而且要考虑到的一个问题就是，白领本身的教育成本、生活成本就很高，所以3000元的起征点，对这些人来说还是不能解决负担过重的问题。尤其是对于上海、北京这些地区，5000元起征是比较合理的。

所以个税起征点的设定应该考虑到地区的差异性，而且也应该与收入档次结合起来看，但是这样操作起来难度会很大，举一个例子，地区如何划分就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但是，理论上说，“穷人应该成为无税收负担者”。因此起征点设定最终应该达到这个程度——即保证至少占就业人数30%的是无税收负担者。

《中国经营报》：2010年“新36条”的推出似乎赋予民营资本更大的投资自由，这是否会改变民企目前的市场地位？

魏杰：“新36条”改变不了民企相对于国企的不平等的竞争地位，因为这是固有的法律体系和投资体系的问题，在这些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国企，尤其是大型央企的垄断就必然存在。

现在不公平主要是两条，一是以央企为代表的国有企业垄断，一些上游产业民企根本无法进入，无法公平竞争；另一个就是国企有强大的资金，能进入一些对资金要求比较高的行业，而战略新兴产业的初期投入也都比较大，国企在这方面又占据了得天独厚的优势，所以未来央企不仅垄断上游产业，而且还会垄断那些发展速度非常快的行业，比如战略新兴产业。对民企来讲，未来的情况只能更加恶劣。很多大型的民企可能就被打压成中小企业，而且被挤在竞争非常激烈的领域，成长起来很困难。

解决通胀有两大必要条件

本报实习记者 韩言铭 张磊 北京报道

“2011年通货膨胀上涨压力不容乐观”，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汪同三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通货膨胀是影响今年经济增长最主要的因素。

“通胀和过热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遇到的两大问题，但一直没有解决，这与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相关。”

汪同三指出，要从根本上去解决这个问题，需要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同时调整收入分配政策，二者互为必要条件。

汪同三分析，有五大因素推动今年的价格上涨：

第一，翘尾因素。2010年这么高的CPI水平，对2011年肯定有影响，好在这一影响是前高后低，越往后影响越小。

第二，输入型通胀因素。这里面又分成两个层次，一是受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上涨推高价格，二是美国QE2（第二次量化宽松政策），流动性泛滥的结果。

第三，成本推动型因素。首先，中长期看，中国劳动力价格成本是逐渐上升的。“十六大”提出收入分配改革，扩大中等阶层收入，调整收入分配。“十七大”又提出来要扩大居民收入占比、劳动工资收入占初次分配比重等等，这些政策调整的直接结果，必然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其次，粮食、棉花等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也会推动成本上升。我国的农业基础比较薄弱，粮食一直是处于“紧平衡状态”。虽然粮食连续7年增产，但是人均粮食占有量还是在下降的。因此，粮食紧平衡、棉花等其他大宗产品的紧平衡也使我们将面临成本上升的通胀压力。此外，环境保护、节约能源等工作的开展在初期都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代价。

第四，货币供应因素。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使过多的货币投入到经济运行中去。现在实施的稳健的货币政策，而且央行也已经多次采取各种货币政策工具来调控货币供给，至少这一现状不会再恶化。

第五，“十二五”开局之年，盲目上项目的因素。2011年是“十二五”规划第一年，由于我们存在一系列问题，各地普遍存在着上项目这样一个倾向。这类倾向如何得到有效的解决会影响到控制通胀的效果。

汪同三认为，在上述因素中，前三个因素是短期内很难解决的，因此，缓解通胀预期与解决通胀事实，是一个长期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