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经济发展深层问题鲜明 转变反思已成共识(图)

转变方式起航

2010年，中国经济应对难题不断博弈，即将画上完满句号。一方面，相信能期待靓丽经济数字；另一方面，博弈之艰难，也反复提醒中国经济即将面对艰苦努力。

对老百姓而言，经济就是物价。一方面，从年初的“豆你玩”到年终的控制物价“国16条”，政府抑制物价一直未曾放松，另一方面，从4月开始的房地产调控，新政频出，而房价犹如皮球入水，屡按屡出。

树欲静而风不止。在外部，连续多方位多形式贸易摩擦贯穿全年，美国对人民币升值一直喋喋不休，发达国家对中国率先走出国际金融危机的基本态度，有喜有惧。

对种种难局的艰苦反思已形成越来越多的共识，中国经济发展的深层问题越来越鲜明，这包括：

——分配差距大，社会各阶层承受物价、房价不断上涨经济压力，群众生活满意度下滑。

——结构调整缓慢，产业升级内生动力不足。地方“土地财政”路径依赖严重，拆迁矛盾多发，实体经济承受重压，资产泡沫风险增加。

——环境资源约束强化，发达国家联手遏制苗头初露，国际话语权跟不上经济扩张要求。

——群众对改善民生投入愿望强烈，投入机制亟待理顺。

2010年过去，发展模式转变已是大势所趋，各方利益调整仍然紧张而难分难解。2010年年尾，三大关键改革呼之欲出，体制平台初见曙光：

收入分配方案即将研究制定。扩大内需，群众满意度提高，社会分配公平正义，共享发展成果，一系列焦点维系于此。

财税体制改革框架确定。央地财政收入分配调整将重塑地方财力，削弱地方以地生财动力，房产税征收将减轻企业负担，降低企业税收、个人税收调整，也将使中国财富分配大格局更趋合理。

人民币国际化。这将触动国际利益格局，是中国经济争取全球话语权的焦点，也是中国30年经济成就的集中体现。

这三大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内外利益博弈艰难复杂。此时，我们无法期待“毕其功于一役”的解决方案，但转变发展方式的航向已定，“十二五”将至，只待升火起航。

收入分配规则重定时

收入分配改革，已被中央摆上重要的议事日程。12月10日至12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而制定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努力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正是改革攻坚的重要内容之一。

收入分配的不平衡已经成为中国诸多矛盾的根源。从内需不足、经济不平衡、高房价、通胀压力等中国难题上都能找到收入差距过大的影子。

于转型期的中国来说，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下的收入差距，将造成庞大的贫困阶层。而今后中国经济要持续发展，低端人群收入要增加，高端财富要通过税收政策调节，只有和谐经济才有和谐社会，不能让裂口越扯越大。

在中央有关领导的表述里，收入分配改革极其复杂，但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从2010年全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分配改革的萌动一直贯穿始终。但截止到目前也未有明确的方案，再次证明了改革的复杂性、敏感性和艰巨性。在“做大蛋糕”上获得成功的中国，在“切分蛋糕”的改革上在继续寻找最佳方案。

中央业已把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提高群众消费能力，增加居民消费需求作为了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进一步的决心则要求，无论既得利益者之间的博弈如何激烈，无论是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政治基础看，还是从民意和解决问题的紧迫性看，现在已经到了收入分配规则重定的时候。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以民富优先为目标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已成为当下中国的中心课题。

今年8月，全国人大财经委、民盟中央和全国工商联先后召开有关收入分配改革的研讨会，并都拿出了具体的改革方案分别上报。彼时，国家发改委起草的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还在反复修改中。在国家发改委迟迟不能拿出改革方案的情况下，中央希望能够从更多的层面了解情况，听取意见。

此后，关于收入分配改革的讨论逐渐升温。围绕着收入分配改革，形成了两种论争。一是一次分配讲效率还是讲公平，二是改革上初次分配是重点还是二次分配是重点。

对于前者，在相关决策部门内部，是继续过去的“一次分配讲效率”还是“一次分配讲公平”，实际上对此的认识也并不统一。改革的矛盾焦点之一集中在初次分配的效率与公平问题上。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二五”规划建议明确指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此后对此的讨论降温。

对于后者，争论到现在也未有明确结论。有研究人士把改革的重点指向了二次分配。此类观点认为，仅在初次分配领域做文章，并未触及实质，也不能解决问题。支撑这种论点的依据是，“初次分配中政府所能起到的作用很有限”。

而多位研究者则明确表示，收入分配改革的重点是初次分配。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就认为，中国在一次分配领域存在长期的扭曲状况，体制上的公平如果不解决，仅仅依靠二次分配来调节收入差距，不会取得什么好的效果。

研究人士指出，我国收入分配存在的最大的问题表现在初次分配太不公平。在许多政策上，二次分配又依附于初次分配，如养老保险等就与初次分配勾兑在一起，最终的结果只会进一步拉大收入差距。

此种情况得到了全国工商联研究室主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秘书长陈永杰的证实。他此前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就指出，国民收入分配关系当中，国家、企业和劳动者三者的分配关系最近10年表现为，国家的是上升的，企业的是上升的，但劳动者的是下降的。

这种下降的情况在初次分配是这样，在二次分配也是这样。原本一个国家的二次分配就是要通过政策，解决初次分配带来的失衡问题，但我国目前的二次分配不但没有解决失衡，反而在一次分配的基础上加剧了失衡。

在中国劳动学会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看来，我国的初次分配与二次分配都存在着秩序混乱的问题。在初次分配领域，表现为部分用人单位拖欠、克扣劳动者工资，同工不同酬现象十分严重，部分用人单位制度外收入多，一些要素市场收入分配失范，非法收入占有一定比重等方面。在二次分配领域，社会保障不足且在某些方面不够公平、偷税漏税等问题严重等。

因此，收入分配改革在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领域都需要有实质内容。

2010重要财税改革进程一览

——健全政府预算体系上取得新的突破，预算透明度进一步提高。2010年除向全国人大上报公共财政预算外，开始报告完整的政府性基金预算、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预算公开取得了新的突破，中央财政预算主动公开的范围进一步扩大，中央财政预算公开的内容更加细化，积极推动部门预算公开，实现了中央部门预算首次向社会公开。

——政府性基金管理进一步规范。9月10日，财政部印发《政府性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对政府性基金的定义、申请和审批程序、征收和缴库、预决算管理、监督检查等作了系统规定。此举旨在从制度上全面系统地规范政府性基金管理行为，推动中央部门和单位，特别是地方政府认真履行政府性基金管理职责，进一步规范政府收入分配秩序，减轻社会有关各方的负担。

——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6月10日，国务院要求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加强管理不只在防范风险，规范地方政府行为，更谋划中长期发展。融资平台建设为地方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的改善提供了财力支撑，促进了宏观经济稳定。以项目是否具有公益性和项目资金来源作为依据，对短时间内上马的融资平台项目加以分类清理是切合当前实际的做法。

——资源税改革稳步推进。6月1日，资源税改革在新疆先行。从价征收的改革暂只是对原油天然气进行，税率为5%。资源税费改革迈出坚实的一步。12月1日，原油、天然气资源税从价计征改革扩大到整个西部地区。资源税改革的实质是提高税负，促进资源综合利用。但改革距此目标尚有差距。价格形成机制未发生变化，资源综合利用目标将打折扣。但先行改革调节了石油天然气企业与地方政府的财力分配关系，将油气企业的一些利润转移给地方政府使用，扩大了地方公共服务融资来源。

——统一内外资企业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12月1日，中国政府开始对外商投资企业、外国企业及外籍个人（下统称外资企业）征收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实现了内外资企业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制度的统一。此举有利于内外资企业之间的税负公平，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此外，国家也加快了统一地方教育附加政策的步伐，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开征地方教育附加，且实行统一的标准，即统一为单位和个人实际缴纳的增值税、营业税和消费税税额的2%。

车辆购置税优惠政策继续保留，但优惠幅度减小。对2010年购置1.6升及以下排量乘用车，暂减按7.5%的税率征收车辆购置税。此外，中央金融高管薪酬也得到进一步的规范。

2010年，中国海关加强税收管理，在保证海关税收关税收入的同时，也引发了争议。车船税立法工作也受挫。万众期待的新预算法也亟待出台。2011年，财税改革的任务依旧非常艰巨。

人民币如何走出“升压”陷阱

日前，前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樊纲在上海表示，可以适当加快人民币升值步伐，以应对输入型通胀压力上升。数字显示，11月份，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5.1%，在刷新年内纪录的同时，也创下了继2008年7月上涨6.3%之后，中国28个月以来CPI涨幅新高。

四年前的2006年11月7日，樊纲曾在《华尔日街日报》发表了文章，称人民币每年最多升值5%，否则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就业将遭受灾难性的冲击。

四年过去，人民币升值压力犹在，而人民币遭遇的国际环境远远复杂于四年前。

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策略选择上，因经济状况殊异，在为了满足本国福利最大化的目标下，新兴市场国家货币开始紧缩，主要发达国家则继续推行量化宽松。在通缩与通胀共存的国际经济格局下，每个经济体都面临极度复杂的政策考量。表现在货币上，一边是朝气蓬勃的人民币，一边是已现黄昏端倪的美元。多年的蓄势，在2010年通过货币政策的巨大差异而集中爆发。

人民币三临“升压”

2010年，国际上有关人民币升值的声音似乎从未停歇。在发达国家语境里，与人民币升值相伴随的概念，还有贸易失衡、国际收支不平衡、全球经济失衡等。

采访中，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微博)向《瞭望》新闻周刊详述了2010年人民币面临的三次较大的升值压力。

第一次发生在3月15日。当天，100多名美国国会议员致信奥巴马，要求美国政府把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并对中国输美产品征收反补贴税。3月16日，以舒默、格雷厄姆为代表的十余名议员，宣布开始起草有关汇率问题的新议案。

郭田勇认为，此次源于国际经济形势的外部压力，是6月19日央行宣布重启汇改的重要原因之一。重启汇改得到了国际社会的积极回应与认可，截至7月23日，25个交易日人民币兑美元已经累计升值0.72%。同时，市场对人民币升值预期明显降低。

第二次发生在美国11月中期选举前的两个月。民主党为提高支持率，重提最易调动美国民众情绪的人民币汇率问题。因此，9月13日，美国国会93名众议员联名签署信函，敦促民主党人采取行动，针对中国汇率政策采取强硬立场。最终，针对来自国会和一些工会越来越大的压力，奥巴马政府改变了对人民币汇率较为谨慎的态度，公开对人民币“升值过慢”表示不满。

来自美国的压力，对9月以来人民币的较快升值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月14日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再度上涨131个基点，达到6.7378。连续第三日创2005年7月汇改以来的新高。郭田勇就此分析，“人民币汇率弹性存在加大的趋势。”

第三次发生在10月初。10月1日，美国会众议院通过《汇率改革促进公平贸易法案》，旨在对所谓低估本币汇率的国家征收特别关税，使备受瞩目的中美人民币汇率之争再度升级。随后，欧盟16国于10月5日集体向中国施加压力，敦促人民币升值,指出人民币低汇率影响到欧洲的经济复苏。

“这次施压对10月份人民币的升值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推动作用。”郭田勇表示，10月15日，人民币兑美元中间报价6.6497元，再度刷新汇改以来新高。

“国际上压人民币升值，一方面可以抑制中国的出口，扩大中国的进口，从而降低中国经济复苏与继续增长的速度，抑制中国发展。另一方面，能弥补自身竞争力不足造成的国际收支逆差，坐享人民币升值带来的财富转移。”郭田勇分析说。

“美国害怕中国强大，威胁其霸主地位，而人民币大幅升值会抑制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郭田勇说，同为发达国家，欧洲诸国很希望通过压迫人民币升值挤占中国的出口空间、打开中国庞大的新兴市场。

从发展中国家来看，墨西哥、印度、巴西、中国等很多发展中国家处在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阶段，彼此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竞争性。“很明显，如果人民币升值，就将削弱中国产品的优势，这些国家的出口优势大大增加，包括向中国的出口。同时，也会削弱中国的成长。”郭田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