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斌：巴塞尔银行资本新协议无助减少货币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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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频：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长夏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接受腾讯网访谈时指出，《巴塞尔协议Ⅲ》新规定无助减少货币供应，应该针对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有不同的准则。

腾讯网：您刚才讲的那个“三乘二”算术，我没有听太明白，请您再讲一下。

夏斌：刚才主持人马丁沃尔夫讲的是全球危机，主要是全球经济失衡。指的是什么呢？中国高储蓄、低消费，美国高消费、低储蓄，我认为这是一个结果，这是一个现象。为什么会造成这个原因，其实美国一些个别的知识分子说的也很清楚。我是2008年提出的，咱们看现象，美国2001年长期的低利率政策，房地产做大了，这里面讲的是信用的支持、货币供应量的支持，那么中间有监管的原因、有杠杆的原因，那都是基础因素。

从全球金融史来看，最后这个危机分析到根上都是货币现象信用膨胀、信贷过多、货币供应过多，所以说刚才津巴布韦一个记者问很好，所以我抢着要回答。刚刚通过了《巴塞尔协议Ⅲ》，上调了一些资本的下限，这是好事，加强监管6%。但是这不是根本的，所以我这时候讲到了一个故事，就是《巴塞尔协议Ⅲ》,包括降低杠杆率促使，甚至以后反周期的、对评级公司的等等这些东西的反思和补救措施的出台，都是对微观金融、对放大杠杆的效果进行一致。

我们知道从信用膨胀角度说，货币供应量是是金融学里面最基础的公式，是基础货币乘上货币成数的货币供应量M2，我们刚才做的是什么东西？都是陈述。如果说中央银行的基础货币不停地提供，照样那个结果还是大。所以我说二乘以三等于六，二乘以四等于八，四减少了，为三了，那二变成四了，四乘以三等于十二，货币供应量还可以危机。这个是纯抽象、纯理论很简单的公式。因此，《巴塞尔协议Ⅲ》的这些政策措施是好事，我首先认为加强监管是好的。但是对不同地国家，发达与不发达并不存在相同的含义。而危机中最要吸取的教训，全球治理根本的问题是在信用货币时代，我们要对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的发行要有约束机制。当然，我知道很难，联合国也在做，IMF也在研究，这个很难。但不管如何我们要看到问题的实质，这样，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大国小国对于进一步的治理心理就有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