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义相在股市20年“变迁与发展”上演讲实录(图)

中国证券业协会副会长林义相在研讨会上发言

腾讯财经讯由腾讯财经与中国人民大学金融与证券研究所联合主办的“中国资本市场20年：变迁与发展”研讨会9月5日在京举行。图为中国证券业协会副会长林义相在研讨会上发言。

发言实录全文：

林义相：我们的政治体制是建立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再加上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因素。实际上整体历史文化的制度决定了我们的政治制度，政治制度决定了经济制度，经济制度决定了金融制度，我国金融制度决定了银行制度，银行制度决定了我们多少的资金进入股市，由此构成了中国股票市场的需求。因此供给需求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市场行为，它决定了股票的价格，但是它背后有一系列的决定因素在后面的。这个决定因素实际上和我们前面说到的政策的渠道因素和政府的需要和国有企业的需要产生的股票市场，这个是一脉相承的。我对中国股票市场和证券市场的约束因素是这么理解的。

林义相：我想谈一下自己对20年中国股票市场发展的思考和总结。因为这不是讲事实，不是描述事实。有些完全是个人的想法，因此不一定正确，仅供参考。

谈谈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基本逻辑。第一条是关于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驱动力的问题。我们知道中国资本市场在中国的发展，我把它描述成最初的时候，实际上就是意识形态低一些的时候。它作为体制的意识形态的初期能够生存和发展，最重要的驱动力是在于它应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而生的，市场的改变，市场的发展，以及市场所蒙受到的一些挫折甚至不幸都是因为服从于中国政府的需要，更直接的说，实际上是服从了中国国营企业的需要，由此产生的。

林义相：我想谈一下自己对20年中国股票市场发展的思考和总结。因为这不是讲事实，不是描述事实。有些完全是个人的想法，因此不一定正确，仅供参考。

第一点谈谈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基本逻辑。第一条是关于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驱动力的问题。我们知道中国资本市场在中国的发展，我把它描述成最初的时候，实际上就是意识形态低一些的时候。它作为体制的意识形态的初期能够生存和发展，最重要的驱动力是在于它应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而生的，市场的改变，市场的发展，以及市场所蒙受到的一些挫折甚至不幸都是因为服从于中国政府的需要，更直接的说，实际上是服从了中国国营企业的需要，由此产生的。

这里面直接决定了这个市场的定位。这个定位大家都知道，讨论得也比较多，比如说实际上是为国营企业筹集资金。我记得我从国外回来的时候，觉得中国的资本市场发展有很多想不到的东西，到1992年的时候写过一篇文章关于中国股份制经济的问题，后来我写了一个关于上海交易所和深圳交易所的调查报告，其中有很多我不理解的东西。我在1996年离开证监会的前期，在上证报上发了一篇文章，就是《中国股票市场的规范发展：定位是关键》，提出了中国股票市场进一步规范和发展的问题。如果这个定位不改，这个市场状况是很难改变的。这个是第一点，因为中国需要才有这样的市场定位。同时与之相关的就是发行制度，从最初一些边缘性的企业，一直到后来中央政府的推动，实际上它也是围绕着国有企业筹集资金的，因为那个时候国有企业活不下去了，需要钱，因此发行制度是符合了这个需要的。大家讨论最多的或者是购并，最多的就是捆绑上市，为国有企业脱困服务，这些都是发行制度里面根据中国国有企业的需要定的。

我们监管方面讨论比较多的就是监管的重点、监管的力度，都是根据需要而定的。实际上90年代初期和90年代后期，它的监管略有区别，但是本质没变。最大的转折点是在2000年到2002年这个阶段，很多的观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到了2000年以后，它的监管制度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我觉得这些都是跟中国经济、中国政府，尤其是国有企业的发展变化是相适应的，它的驱动力和来源就是满足需要。

第二个是关于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基本的驱动因素。刚才说是应了这个需要，但是作为市场发展的驱动因素是什么呢？我说是中国政府的政策。因为有了这个需要，政府要满足这样的需要，要解决这样的问题，政府自然就出台了政策。这个政策就导致了股市的演变。

我的基本推理就是中国的股票市场是改革开放的一个产物，中国股票市场的发展也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而发展的。中国的改革实际上是由中国政府通过政策来调节的，来掌控的，来主导的，因此从逻辑上来看中国的股市是由政策调控和主导的。与之相关的就是中国的股市整体来看是政策性的。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股市发展这20年以来，几乎所有重大的事件和重大转折的背后都有重大的政策。这是我们可以看得到的。当然官方不会承认，这个我能理解，因为如果一旦承认是政策市，那么股票市场上赚钱的人不会感谢政府，但是赔钱了就会找政府。所以这是它肯定不会承认的。

第三个方面是中国股市约束的因素。我们刚才说到了是政策在驱动的，实际上约束这个股市发展的很多因素实际上同时也是约束中国政府政策的因素。从股票市场的表面上看起来，大家都说是市场行为，是股票供求关系决定的。但是实际上在它背后都有一系列的制约因素制约着。股票市场的供给就是股票，股票是由上市公司来决定的。上市公司发行股票的数量和股票的质量（就是它的盈利状况）都是由公司决定的。决定中国上市公司的其实很大程度是国有企业，现在逐步的非国有企业增加了。也就是说决定供给的首先是国有企业，决定中国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后面的因素实际上是企业制度。我们现在在这种企业制度下，哪些企业能做什么，怎么运作，哪些不允许做，等等等等这些都是由企业制度来决定的。

在企业制度后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企业制度？包括大家讨论的国有央企的资源越来越集中？如果没有一个对国有企业特别优惠的制度，那是不行的，我们前面说到了资本市场就是为了满足国有企业的发展。因此这就决定了我们只能有这种企业制度，就是把国有企业放在优先的位置上。国有企业的运作制度带到上市公司，我们就知道了上市公司的饥渴是无限制的，如果剔掉垄断因素之外，它不可能是好的。我们这样的经济制度其实和政治制度是相关的，我们这样一个政治制度只能依托在这样的经济制度中的，否则的话我们的政治制度肯定会碰到很大的困难，运作起来很不顺。

我们为什么有这样的政治制度？它可能受到后面一系列的历史的原因和社会的原因。因此我想说的是中国股票市场的约束因素，我们从供给的角度来看，实际上是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的政治制度，这样的政治制度决定了我们现在的经济制度，我们现在的经济制度决定了我们要有这样的企业制度，我们这样的企业制度决定了国有企业在上市公司中占主导地位，由此决定了我们股票是这样的状况。我们的资金多少进入了股票市场？很多取决于我们的投融资机制。为什么有这样的融资制度？我们的银行是很强势的，我们的银行实际上决定了整个国民经济的血脉。为什么我们银行会这么强势？是因为我们的金融制度决定的，我们的金融制度规定只有哪些人可以开银行，银行必须怎么运作，这个钱投给了谁，贷给了谁。如果把这个钱贷给了什么企业，万一出事了，银行是要追究责任的。为什么有这样的银行制度？就是因为我们有这样的金融制度。

林义相：我们的政治体制是建立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再加上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因素。实际上整体历史文化的制度决定了我们的政治制度，政治制度决定了经济制度，经济制度决定了金融制度，我金融制度决定了银行制度，银行制度决定了我们多少的资金进入股市，由此构成了中国股票市场的需求。因此供给需求表明上看起来是一个市场行为，它决定了股票的价格，但是它背后有一系列的决定因素在后面的。这个决定因素实际上和我们前面说到的政策的渠道因素和应政府的需要和国有企业的需要产生的股票市场，这个是一脉相承的。我对中国股票市场和证券市场的约束因素是这么理解的。

由此表现出来的中国资本市场的特点，第一个市场特点就是我们没有一个整体的、具体的、长远的发展规划。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什么经验可借鉴的，我们是政府的需要，和别人都不一样。说实话我个人理解没有太多的研究，没有太多的理论和目标模式。因此发展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我认为中国市场是这样的。这也是为什么做了这么多年，我们谁能够看到切实可行的、可信的资本市场的发展规划和发展战略？包括是否纳入国家战略？这些东西我们看不到。这是第一个表现出来的特点。

第二个特点由于它是应这些需要不断地调节，不断地改变的，因此在发展过程中说得好听一点，我们采取的一些是符合中国国情的能够解决现实问题的一些措施。这是好听的说法。如果说得不好听就是股市的发展带有很强的机会主义，有什么机会就做成什么样，下一步再说。

第三个特点是我们所做的很多的措施包括制度带有很强的“中国”的特色，我们是在摸索中前进的。在这种情况下，人为的因素就能在短期的事件和政策中能起到很大的作用，关键是要看那几个人或者是那些人他们怎么想的，他们敢不敢做。而不是我们通过分析可以推演出来的。最后的政策怎么样，谁都不知道，完全是看少数人为的因素。

第四个特点由于我们是应政府和这些国有企业的需要的，因此这个政策一定是变化的，而且是多变的。有时候我们的学者是理想地描述资本市场的发展，有些东西其实完全是倒退的，完全跟它的方向是不符合的。因此有些所谓的妥协或者是折中，我认为是不可避免的。

这20年发展下来，我认为资本市场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因为国有企业的需要而产生的资本市场。在很大程度上，通过20年的发展，已经满足了国有企业面临的最迫切的需要，就是资金的需要，包括大部分、大量的国有企业已经上市了，都募集了很多的钱，少的几十个亿，多的是几百个亿。而且还可以考虑到未来资本市场能够为国有企业募集到更多的资金。这个需要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满足了。如果从这个意义上讲达到了目的，它是取得了成绩的。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本身它的目的就是这个。

第二个是资本市场我们也学到了很多国外的东西。学到国外的形似的东西很多，神似的东西少。包括公司的治理结构、公司的监管和交易过程的组织，我们学习了很多国外的东西，看起来已经相对规范了，但是事实上我们的内核和本质差得很远。我们说监管的规则到底多大程度上能够落实？不是我们监管上规定怎么样就怎么做的，不是的，因为它还需要我们满足其他方面的需要，包括志国刚才提到的最近的例子，就是农行的上市，包括它上市以后的表现等等。我个人觉得我们形式上会讲出一大堆国外都有的东西，但是实质、本质上的差别非常大，包括监管里面很多的做法，我个人觉得我们越来越讲究形式主义，但是它忘掉了这个形式的本质的东西就是中国的国情，这和国外是很不一样的。

比如说“三公原则”，就是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资本市场上这方面我们确实差得很远。另外一个我们意想不到的效果就是资本市场的发展把这“三公原则”超越了资本市场，开始向社会、政治各个方面渗透。我们看到超出资本市场的很多方面说的原则就是公开、公正、公平，我觉得这个也是资本市场很重要的贡献。

另外我感受比较深的是现在的这些人和我们当时的考虑是不一样的，包括新文这帮人，我们当时说要改革一件事，我们想办法把这个改革做成，往前推，自己承担的责任认了，哪怕对自己不利的，受点损失，我们也认了。这些制度的推进和改革我们尽可能在当时的框架下往前走。当时好多人是这样的逻辑。但是我感到今天很多人不是这样的逻辑，他现在做一件事的时候，他们会说我们这帮人有什么样的权力，我们能从中得到什么样的好处。这就完全让别人感觉到主观的愿望是不一样的。

另外在制度的建设上，我认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实际上是停滞不前的。当初我们很多的制度，包括股权分置的做法，实际上在当时的环境之下，我们最多只能做到这个份额了。但是如果有机会，我们还会往前走。但是现在很多人不这么理解。包括我觉得一些年轻的人，他认为现在这个制度就是天经地义的，就不应该再往前走了。反过来讲如果我们当初这些人有机会的话一定往前走，现在这些人希望把这个权力和限制用到极致。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些规则当时是怎么出来的，在现在的状况之下有什么样的局限性，有很多人不思考。同时人的本性是一样的，他要用权，要驱利。

最后一点就是接下来资本市场发展的关键因素。中国资本市场下一步的发展依然取决于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1980年前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实际上是推动了资本市场的发展。2000年以后包括央企、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上市，接下来的改革，我相信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国有企业再一次大规模深层次的改革。如果做不到这一步，我相信我们国有企业会碰到很大的问题。资本市场与之相适应的，80年代资本市场也在摸索，有些企业发股票、发债券，或者是以发债券的形式发股票，或者是以发股票的形式发债券，等等一些不规范的做法。90年代的时候基本上资本市场是有一定的规则的，但是还是国有企业脱困需要的。是这样的状况。现在这个时候逐步规范，向国际资本市场靠拢。但是我相信下一次资本市场的大发展，一定取决于现有国有企业的进一步的大改革，那个时候大改革对资本市场的要求就跟过去是不一样的了。因此我们要考虑的是下一步资本市场往哪里发展，怎么发展。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是需要我们思考的，因为它对应的整个环境是不一样的。

我想说的是下一步国有企业的改革和资本市场发展中起决定因素的依然是政策，资本市场依然是政策市，因为主要上市公司的资源还是在政府控制之下，一定是政府的决策左右的政策市。我觉得下一步要关注的是国有企业到底演变成什么样，它的矛盾是什么，怎么样通过资本市场来解决问题。同时在这个过程里面，理想主义的色彩会越来越淡化。我刚才说到了资本市场的一批开拓者，他们不考虑自己的情况，甚至自我牺牲精神越来越少，也不能这么要求。这里面起更大作用的就是从最初筹集资金的功能，慢慢慢慢的会让另外一个功能，就是财富分配的功能不断强化。与之相互的在资本市场的组织和运作里面就是利益的趋向起的作用越来越大，由此会带来社会的后果、政治的后果越来越强。

因此资本市场的建设，我觉得越来越多地考虑这方面的问题，包括资本市场以后的运作是不是更加规范，更加健康，更加让老百姓能够接受，我觉得这方面考虑得可能更多，就是从利益和分配的角度考虑得可能越来越多。因为有些人的天性是利用他的权力和位置在分配里面多得利。如果这方面不能考虑进去，不能得到有效的控制和遏制，那资本市场会有问题。但是我相信中国资本市场最终还是要发展的，我最终还是带有一定理想主义的色彩的，比较乐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