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祸首仍在逍遥

从屋顶开始坍塌到现在，3年过去了。而胆小一些的人开始在地窖里储备瓶装水和罐头食品，生怕金融危机会导致这个世界陷入混乱状态，也就是这一年多点儿的事情。那么，这段时间里发生了哪些变化呢？答案很简单：变化不大。市场（和银行家）仍然是主宰者。

让我们回顾一下在全球金融体系濒临自我毁灭之际，政界领袖们发表的那些宏大声明吧。无论是左翼、右翼还是中间派，都做出了承诺和保证——从戈登·布朗(Gordon Brown)和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和尼古拉·萨科齐(Nicolas Sarkozy)到各国央行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他们向我们保证：金融业将被赶下神坛；普通民众的地位将再次超过华尔街；“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所代表的自由放任资本主义已经过气；全球最富裕的经济体将把心思转向培养真正的工程技术，而非金融工程。

确实发生了一、两种改变。经济学俨然已成为一门基于信仰的学科。理性预期和有效市场理论的长期信徒已回归基础，并对凯恩斯(Keynes)有了重新认识。以前，在高盛(Goldman Sachs)担任要职，除了能享用私人飞机，还能获得一定的声望。而现在，曾经是上帝宠儿的银行家们，已褪去了受人尊敬的光环。

不过，在把其他所有人都卷入灾难之后，自己仅仅是受到公众的指责，这个代价委实不算大。一位相识已久的银行家告诉我，他今年的收入估计与往年无异，仍高达数百万美元——尽管用箱子搬回家的现金会明显减少。

当然，还有一个真正重大的挑战：曾放在银行账簿上的数千亿美元不良资产，现在都加到了由危机引发的衰退所造成的赤字上。通过税负增加、公共服务质量下降和失业率攀升的方式，普通家庭正在为银行家们埋单。

政治决心已屈从于恐惧。在有关自由市场的种种不公平之处上，没有人比萨科齐更善辩。这位法国总统告诉我们，按照欧洲社会市场的形象重塑资本主义的时候到了。不过，他说这话的时候，希腊主权债务危机尚未席卷整个欧元区。如今，萨科齐夜不能寐，担心法国可能会丢掉其AAA评级。

如此焦虑的不只他一人。勉力削减巨额预算赤字的西方各国政客，几乎全都受制于全球资本市场。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对此毫不讳言——他表示，自己正大幅削减福利支出，收缩英国的全球角色，因为英国央行(BoE)告诉他，只有这样才能让评级机构满意。

评级机构——还记得它们吗？有些人或许还记得，正是这些机构，在那些金融欺诈中串通一气，使得毫无价值的债务工具被重新包装为顶级金融证券。我确定自己曾听政客们说过，得杀杀评级机构的威风。可这从未付诸实施。评级机构从未感到懊悔，而现在，它们再次成为了主宰者。

从一开始，这场危机就充满了讽刺意味。金融体系之所以有这么多钱，随时准备借给可能永远无法还贷的美国购房者，一大原因就是许多新兴国家对西方国家的话信以为真。

上世纪90年代末的金融危机过后，亚洲对IMF信奉财政稳健的准则铭记于心。亚洲后来节省下来的钱，都流回了挥霍的西方，为给世界带来次贷和债务抵押债券(CDO)的宽松信贷提供了资金支持。

当然，大多数欧洲人将危机归咎于不受约束的英美资本主义，不料却发现，欧洲本土机构也统统沆瀣一气。而就在默克尔怒斥对冲基金和私人股本基金之际（而事实上，它们在这场灾难中相对没什么责任），人们发现，原来德国国有地区银行一直是最热衷于冒险的罪魁祸首之一。

所有这些并不是在为政府和监管部门开脱责任。英国当时执政的工党政府对这一切视而不见，只要伦敦金融城(City of London)继续创造税收，为它的社会福利事业提供资金支持就行。在大多数人听说美国国际集团(AIG)之前很久，希腊就已经在篡改财政记录了。美联储(Fed)前后两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和本·伯南克(Ben Bernanke)都错误地相信了他们自己的宣传。

如今，政策制定者会告诉你，他们已采取行动，补救这些错误。一些国家的政府已经对大型银行开征“意外收入税”；美国已就建立更严厉的监管体系立法。最令人震惊的高额奖金支付，现在也开始空洞地与绩效挂钩。巴塞尔监管委员会将施加更严格的资本金要求——不过我们必须明白，这要等到2018年以后。

这些措施或许有些价值，但与资本市场给经济造成浩劫的能力相比，仍显得有些小打小闹。金融机构现在仍从交易活动中获取高额利润——用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主席特纳勋爵(Lord Turner)的话讲，这些交易本质上没有什么价值。不过，建议彻底反思的特纳勋爵，几乎是在孤军奋战。

欧元区危机证明了资本市场的从众天性可以给整个大陆的稳定造成多大的破坏。其结果是，迫使欧洲各国政府过早地冒险采取措施，竞相在经济复苏企稳前大幅削减财政赤字。

凭借监管部门的一点帮助，大银行如今可以宣称自己适时地通过了压力测试，但系统依然不稳定。国际市场的行动，已远远超出了政府领导人所能理解的范畴，更遑论对其进行适当监管。现在的情况与2007年一样，政治治理仍明显赶不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步伐。

即使政客们更好地认识到相互依存的风险，以及某些机构和金融工具的脆弱性，他们仍很难就如何分担全球监管职责达成共识。因此，3年过去了，情况依然没多大改观——除了我们大多数人都穷了一些。市场仍是老大，没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