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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剑峰:绕开中等收入陷阱 高效服务业是关键

中国市场调查网  时间:05/29/2015 17:05:35   来源:全景网

  4月份经济数据披露,中国经济形势仍然不乐观。与此同时,中国经济也经历着制造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的结构转型。那么,“向服务业迁徙”带来的发展,一定能带领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冲出中等收入陷阱吗?而作为新设立的广东自贸区,又应该如何加入到现在服务业开放的历史大潮中?

  在“广东—诺丁汉高级金融研究院”揭牌仪式当天,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博士生导师殷剑峰,为担负金融改革重任的广东各地共50名市级金融官员,就经济结构转型、服务业发展与中等收入陷阱的关系等问题发表意见。殷剑峰认为,低效服务业是使经济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因素,而中国,目前正面临这一危险。

  殷剑峰,2006年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第十二届),2009年荣获胡绳青年学术奖(第四届),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2013年曾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01 2000亿美元服务贸易逆差

  在过去十年中,服务业人均产值的增长速度,远远慢于制造业甚至农业。2013年,第三产业的人均产值增速低于2%,而第二产业的人均产值增速是8%。这意味着,经济整体增速会持续下降—因为就业和经济向第三产业转移,而第三产业产值的增速又非常慢。

  低效率的服务业将会拖垮经济,这是殷剑峰的一个重要判断。

  殷剑峰的演讲从自贸区建设开始。他认为,当前,中国加快自贸区建设存在两个大背景:一是全球经济治理格局出现巨大变化,二是中国经济转型。

  殷剑峰认为,在次贷危机前,全球经济基本上维持二战后形成的治理体系,如布雷顿森林体系、RMF、世界银行等。但在次贷危机之后,全球经济陷入了美国主导的经济治理格局。在过去数年,美国还积极推动新的全球经济治理格局形成:美国陆续推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服务贸易协定谈判(TiSA)等,但“这些新的协定都没有中国参加,所以美国事实上是在另起炉灶,排除中国的参与。因此目前的世界经济治理格局,让中国很难发挥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作用。

  中国也很快开始了自己的应对。首先是推出“一带一路”、丝路基金和亚投行;其次是双边贸易投资协定,目前,中国与韩国、日本及美国都在商谈中。

  第三个应对方式,则是实行自贸区战略。中国主动开辟区域向国际开放,同时在自贸区内实施一系列改革,包括殷剑峰认为非常重要的负面清单。“两年前我们根本不知道何为负面清单。”殷说。

  将目光转向国内,自贸区建设的第二个背景,显然是中国经济转型,即“新常态”,也就是经济结构从以第二产业为主导调整为以第三产业为主导。殷剑峰认为这种转变当中,出现了令人担忧的态势。

  在过去30年中,中国经济崛起主要依靠制造业,即第二产业。但2012年,中国第三产业的GDP超过了第二产业;在就业方面,早在1994年服务业就超过了制造业。因此从2012年开始,中国已经变成了一个以第三产业为主导的经济体。“这种转变,是所有国家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殷剑峰认为。

  但殷剑峰发现,有一现象令人无法乐观:在过去十年中,服务业人均产值的增长速度,远远慢于制造业甚至农业。2013年,第三产业的人均产值增速低于2%,而第二产业的人均产值增速是8%。

  这意味着,经济整体增速会持续下降—因为就业和经济向第三产业转移,而第三产业产值的增速又非常慢,“这种下降将会以加速度进行”,殷剑峰说。

  低效率的服务业将会拖垮经济,这是殷剑峰的一个重要判断。

  殷剑峰在研究中发现,除了产值,在对外贸易方面中国生产者服务也表现不佳。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以来,中国的货物贸易一直保持顺差—这反映出中国的制造业在全球具有比较优势。与此同时,中国服务贸易则一直是逆差,并且从2008年开始,服务贸易逆差迅速扩大。

  2014年,“中国货物贸易的顺差是5000亿美元,而服务贸易的逆差则是2000亿美元。”殷剑峰说。

  除了逆差之外,从结构上看,服务贸易出口的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运输、旅游以及其他商业服务三者,即占了服务贸易出口的57%。而更具现代意义的生产者服务业,即技术、知识和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包括通讯、保险、金融、咨询、计算机、信息等,占比非常低。

  除了前两个问题之外,中国服务业的开放也并不理想。服务业的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低端产业,比如房地产业、批发零售、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三者占了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70%。

  02 低效服务业是新兴经济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原因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和发展中国家的教训中可以发现,是冲出还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取决于一个经济体走出制造业主导时,走向的是高效服务业还是低效服务业。

  为何在GDP与劳动力都向第三产业转移过程中,经济增速会呈现出下滑态势呢?殷剑峰认为,这就与第三产业政策的改革相关。

  从亚非拉美多个国家的历史来看,在经济从制造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转变的过程中,有一个非常显著的现象,即中等收入陷阱。

  殷剑峰对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的一些新兴经济体,包括巴西、墨西哥、哥伦比亚、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埃及等国,进行了研究。

  “这些新兴经济体中,有很多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殷剑峰遗憾地发现,这些经济体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都比第二产业要低。

  与发达国家一样,这些经济体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收入和产出都开始向服务业转移。但一方面是产业结构向第三产业转移,另一方面则是服务业低下的劳动生产率,这是新兴经济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原因。

  拉美7国尽管服务业比重很高,但效率均低于制造业。从“第三产业相对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1)这个数值来看,2007年巴西和墨西哥大致能保持在0.8,而委内瑞拉从1975-2007年都在0.2附近徘徊。

  亚非6国表现出了相似的情景。上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服务业相对劳动生产率稍大于1,但是其后却出现了显著的下降,现阶段基本处于0.7的水平;泰国的这个指标值也是持续走低。其他4国的情景明显比中国和泰国要更糟糕。

  相比之下,发达国家的情形则非常不同。历史上,在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过程中,发达国家的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均高于或显著高于第二产业。1870年,美国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相当于第二产业生产率的4倍,1880年为3.4倍,一直到1960年,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仍然为第二产业的1.3倍。

  英国、法国、意大利、瑞典等国家在内的发达国家也类似。因此在从制造业到服务业的过程中,发达国家事实上都实现了“向劳动生产率更高的产业的转移”。

  所以,他们从“中等收入”顺利跃向了“高等收入”。

  殷剑峰总结称,从发达国家的经验和发展中国家的教训中可以发现,是冲出还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取决于一个经济体走出制造业主导时,走向的是高效服务业还是低效服务业。

  当天的演讲中,殷剑峰对中国服务业提出的最重要建议是:“防止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方式,是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生产者服务属于中间性投入,而不是最终被消费掉的服务。

  生产者服务业的最重要来源,是从制造业分离出来的研发部门、咨询部门等。通过分离来实现专业化和规模化,使生产者服务业迅速发展起来—反过来又推动制造业的生产效率上升,竞争力提高,经济效益提高,从而形成制造业和服务业交互发展的良性互动。

  那么,从哪方面入手,能够加快服务业的改革并突破壁垒?

  殷剑峰研究发现,中国服务业低效率和对外开放的落后,主要源于制度壁垒、多核管理,以及重审批轻监管的监管思路。

  首先是准入门槛,目前中国服务业对外开放的准入门槛非常高。以CEPA为例,CEPA中曾规定,允许香港服务提供者以独资、合资或合作形式,在内地设立金融性培训机构,“这是个很好的服务业开放举措。”殷说。但由于教育部门认为国家没有具体操作办法,无法审批,所以该项目迄今为止没有落地。

  殷剑峰将服务业按照“审批的难易程度”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最困难”的,即服务业对外开放,需要先报地方的外经贸或商务主管部门,由该部门进行前期审批,再向商务主管部门进行报批,难度极大;第二类相对容易,由相关的国家部委审批,包括法律服务、保险、证券、金融、会计等;第三类则最简单,就是由地方相关行政部门审批,包括会展服务、仓储服务,管理咨询、房地产。

  为何中国服务业的外商投资集中在低端服务业?殷剑峰指出,正是因为这些低端服务业的审批权在地方,“开放比较容易”。

  除此之外,殷剑峰还认为,其他并非从制造业分离出来的生产者服务业也受制于体制的弊端,比如科教文卫和金融—它们通常都属于带有官方色彩的事业单位,因而不属于市场竞争主体。

  具体到广东,殷剑峰对台下的数十位金融官员们说,“广东是制造业大省和强省,因此广东未来的发展当中,生产者服务业将发挥重要作用”。

  03中国服务业“过度开放”和“开放不足”并存

  金融、医疗、计算机、电信、教育培训等,开放明显不足;低端的服务行业过度开放。“商业服务类”就属于过度开放,这导致外资大型商业企业控制了流通渠道,使中国企业只能在该领域跨国公司的全球产业链中,处于低端环节。

  “负面清单,并不意味着政府不管,在关键的领域仍然将进行管制。”殷剑峰如此总结负面清单的目标。

  殷剑峰并不认为中国服务业的问题完全在于“开放不足”,相反,他认为现状是“开放不足与过度开放并存”。

  “现代服务业开放明显不足”,殷剑峰说,首先,金融、医疗、计算机、电信、教育培训等,开放明显不足;其次,低端的服务行业过度开放。他认为“商业服务类”就属于过度开放,这导致外资大型商业企业控制了流通渠道,使中国企业只能在该领域跨国公司的全球产业链中,处于低端环节。

  因此,殷剑峰认为,推出自贸区,解决服务业的开放问题,并且通过开放来推动中国国内的改革,正当其时。并且,在自贸区进行的改革中,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是相辅相成的。

  但他提醒,将准入前国民待遇等同于“减少外资的审批程序”,显然是不正确的。准入前国民待遇,意味着对本国的投资者不开放的领域,对外资同样也不开放。

  殷剑峰以美国服务业开放的负面清单为例,“很多敏感性的服务业,都是禁止开放的”。

  在美国的领空进行航空运输、机场建设融资、航空海事服务等,属于“禁止开放”类别;而卫星电视传播、数字电视传播、广播等,也一样禁止开放。“千万不要认为美国人是全面自由开放的。”殷剑峰强调。

  与通常的想象不同,在金融业方面,美国也将很多领域列在“禁止开放”清单里,比如外国的银行设立分行、外国的银行成为联邦储备系统成员、外国的银行持有本国国有银行股份以及外国银行建立信用卡机构等。

  “所以负面清单,并意味着政府不管,在关键的领域仍然将进行管制。”殷剑峰如此总结负面清单的目标。

  04 以金融为代表的生产性服务业开放应当加速

  那么推动现代服务业的开放,对哪些领域要逐渐放开呢?

  殷剑峰认为,这分为两点。第一,与货物贸易相关的生产者服务业,应该先开放,包括金融、航运、商业等,从而形成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共同发展的良性互动。

  第二,需要“以开放倒逼改革”的行业要先行开放。比如,为了推动医疗体制改革,在医疗机构的开放方面,可先行先试。

  殷剑峰以上海自贸区两年中,在金融领域的创新为例,复盘了自贸区的分批开放和前景。

  殷剑峰认为,上海自贸区金融领域的改革和开放,其基本逻辑就是“以自由贸易账户为载体,对外推动资本项目开放,对内推动利率市场化”。其中很重要的一项,是自由贸易账户(FTA),FTA开设之后,在目前的关税条例下,境外账户和已经开放的自有账户都可以通过FTA进行自由的往来,也就是说FTA和境外账户之间已经打通了。

  FTA与境内的人民币一般账户则实行了有限的渗透,这个有限的渗透包括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首先,允许FTA上的账户可以偿还境内;其次,允许FTA上的人民币资金在境内进行直接投资,包括新建、并购、增资等。

  尽管,目前FTA只能用本币,但殷剑峰认为,下一步的发展方向是,FTA可以使用外币。而如果FTA可以用人民币,又同时可以用外币,那么人民币和外币就在FTA账户下,实现了完全的自由兑换。人民币汇率也就在FTA账户上就实现了市场化。

  目前提供设立自由贸易账户、服务的金融机构,被限定为十一家中资银行和两家外资银行。殷剑峰认为,下一步,被允许提供FTA的机构范围很可能会从银行向非银行金融机构扩展,包括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

  殷剑峰还认为,下一步,很有可能发展方向是,允许FTA下的个人账户能够进行资本项目下,特别资本项目下证券投资的操作。比如说,个人通过FTA账户可以直接去香港或美国去炒股票,这将是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

  “FTA后面还会有很多的发展”,殷剑峰说,FTA账户的设立将是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一个突破口。“如果广东自贸区设立之后同样能够推出FTA,其功能可能将会比现有的沪港通、深港通的功能更为强大”。

  “商事制度要进行彻底的改革,政府要树立负面清单思维,这非常重要”,殷剑峰说。

  05 广东自贸区金融改革应当有全球视野

  由于广东与香港、澳门离得近,因此过去广东的开放,都主要盯住香港和澳门。但现在随着中国大陆越来越开放,盯住香港和澳门这两个门户,变得不够,殷剑峰认为:广东开放,“应该有全球视野”。

  “广东要拓宽视野。”这是殷剑峰给广东省自贸区建设的核心建议。

  殷剑峰认为,自贸区的发展,在国内看是经济结构转型,但它却是全球经济治理结构改变的一个浓缩和一个措施。

  殷剑峰认为,由于广东与香港、澳门离得近,因此过去广东的开放,都主要盯住香港和澳门。但现在随着中国大陆越来越开放,盯住香港和澳门这两个门户,在殷剑峰看来变得不够,“应该有全球视野”。殷说。

  殷剑峰向广东金融系统提出的另一建议是,要“加强协调”,首先金融和实体经济要协调,“一定要立足于实体经济,特别是转型中的实体经济。”殷剑峰说。

  第二个协调是中央和地方要协调,从上海自贸区的建设过程中,殷剑峰发现的重要的经验教训就是,金融改革开放是全国一盘棋,很多方面不是能够自行决定的,而是由中央各个部委决定,甚至国务院才能决定。因此对地方自贸区工作来说,金融发展一定要与中央各部委做好协调工作。最后一个协调则是国内跟国外的协调,因为金融的开放,就是要面向全球市场。“那么今天和诺丁汉大学的合作,我想是协调国内和国外关系的一个重要方式。”殷剑峰说。